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版的责任编辑叫王愚，他向我约稿，写过几次稿子后，《光明日报》哲学版聘请我为通讯员，由此自己逐渐进入了学术领域。1961年后，我越发满意在中国科技大学执教的这段日子。首先，学校培养的是中国新一代科技人才；其次，学校按照党的政治模式，按照“抗大”的模式、延安的模式来培养人才，老干部带领年轻的科学新军成长。学校非常重视政治课，所以政治教研室是学校直属管理的机构，不像物理、化学等科目属于各个系，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真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扭曲的时代安静的生活
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教运动”，中国科技大学响应国家号召，政治教研室分批去农村开展运动，一人去一年。我身为教研组组长，因为业务和工作上的需要，被安排最后下农村。有趣的是“社教运动”从开始到结束我都没有下过农村，因为轮到我的时候运动结束了。
“社教运动”过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最初政治教师在系里与学生关系很融洽，后来学生 “造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逐渐破裂。学生主要造两种人的反：一是系领导，他们政治上的直接领导；二是政治教师，因为政治教师管理学生们思想。学生称系领导“走的路线不对”，将学生们带入歧途，他们没法造业务老师的反，因为物理、化学没什么反可造，而且理化老师在物理所、化学所办公，学生没法跟人家闹，所以学生只能造政治老师的反。学生们宣称政治教学的内容违背了党的路线，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脱离实际的知识，这样的说辞很多，他们也可以说政治教师讲课没有联系国家、党的实际。虽然我们联系了实际，但学生要造反，要成为造反派。学生们都是“红色革命人才”，要“破四旧”，成为“新人”，而政治教师传授的“老旧”理论不能帮助学生改造思想，没有跟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所以要造政治教师的反。
学生在校园里以大字报的形式造反，就是贴学校党委的大字报、贴系领导的大字报、贴政治老师的大字报，学生贴出大字报即声明他们是造反派，没有这个程序，他们便不属于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们教研室有一个同志出身比较好，他经常接济学生，造反派却说他不好，说他有奴隶思想，要造他的反。当时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所以学生一定要贴政治老师的大字报，与政治教研室人员划清界线。学生们斥责：“你们教书却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来育人，你们都是修正主义分子。”所以政治教师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曾经借给一个生病的学生小饭锅，并且为他做饭，其他学生都知道他和我关系非常好，“文革”时他却贴了我的大字报，此同学要坚持红卫兵立场，与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病态关系，扭曲了人们之间的友谊。
“文革”时我们家住在人民大学校内。人民大学武斗得非常厉害，学校的学生、教师、后勤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校级领导干部都分成两派，因为大家同住一个大院，两派之间斗争严重，派别之间时常发生暴力事件。有一次我的爱人晚上被人殴打，原因是有人用武力来驱赶她搬走。我是外校人，人民大学两派的人都不打我，但为了家人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搬进留学生楼。
搬家时我们仅带走了被子、餐具等日常用品，书和羽毛球拍等物品留在家中，我与住进来的学生沟通：“你可以看这些书，羽毛球拍子也可以用。”学生说：“好的，老师，我们负责为你保管。”学生也认为只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过些日子就走。虽然身为外校老师，不认识人民大学的学生，但我和他们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活动我们不能知道，所以大家关系有一些异样。
人民大学的武斗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许多人将围墙上的铁柱子、铁栅杆拆下来，然后磨成红缨枪般尖利的铁器。我家搬进教学楼后，红卫兵还发给我一支“红缨枪”，如果另外一派的人进入教学楼，可以将其击倒。我们暂住的教学楼对面有一栋由对立派占领的教学楼，两派红卫兵使用弹弓互相攻击，楼道里经常可见对面楼射过来的石子。两栋楼中间的地带，大家更不能随便走，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砸下去，危险至极。
中国科技大学也有两个派系，但两派没有达到武斗的程度，派系的首领多为学校的班主任或优秀学生，优秀的学生有交往和演说的能力，因而他们被各自所属的一派推荐出来作为代表。最初学生白天照常上课，晚上在广场上进行辩论，申明各自的观点，派别自然就分清楚了，分清两派以后，学生们不再接触，两派的主要任务是斗系里的领导。
如果学生要标榜自己是造反派就必须批判学校领导，当时校党委书记是刘达，两派的人轮流批判他，在一些大会上，造反派还轮流批判学校的政工干部、系主任，诬蔑干部们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政治教研室的人都是“修正主义教师”。这样的称呼，将我们过去联系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隔离起来。红卫兵主要的目的是夺权，他们不允许党委的人再把握着“错误”的路线，因为教师在学校里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权利，造反派夺权也夺不到教师头上，所以他们懒得和我们往来。“文革”期间总体来说我很幸运，基本上没受到红卫兵的折磨。
随校下迁农场生活
因为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国家为安全起见，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1970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至安徽省合肥市。因为学校这些年不招生，毕业的学生也基本都离校，学校里没有派别，只剩下职工。校园里没学生，教职工们闲着，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组织教职工创办农场，劳动改造。
因为教师有知识，有知识就是“修正主义”，造反派把“修正主义分子”列入了“地富反坏右”行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臭老九”，我们都属于要被打倒的人。军宣队、工宣队认为“臭老九”到农场劳动是最佳的改造方式，因为将众多教职工分散到农民队伍的工作量太大，如果教职工在农场里集体劳动，军宣队、工宣队管理起来颇为方便。
1971年夏，安徽最热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于是想着法地折腾你！说你们过去坐在屋子里看书、写讲稿、写文章，那是修正主义的一套，现在要叫你们改造！记得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在田埂上开大会，这是有意识地叫知识分子尝一尝农民在烈日下暴晒的苦滋味。当时军宣队、工宣队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看待，党的生日那天我们被晒了整整一天。军宣队、工宣队的人陪着我们一起挨晒，因为他们不在，我们会溜走。“改造”我们的工农干部本质并不坏，只是他们认为自己走的是正确路线，知识分子走错了路线，所以他们执行非常不正确的极“左”路线。
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寿县创办了一个大型农场，名为“中国科技大学寿县农场”。农场里没有宿舍也没有砖瓦，教师们要修建职工宿舍，只能自己到山里拉石头。寿县有一座名山——八公山，“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想必此典故世人皆知。八公山距离农场几十里路，中国科技大学有很多车，学校用车将我们拉到八公山采石，当天装满石头的卡车再运我们回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