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我们最初所掌握的哲学思想大都来源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们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们学习的哲学原理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真传，而是斯大林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解体系，该理解体系的一些概念、范畴和逻辑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的哲学成就。当然，学习这些哲学原理对人类有益处。
第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斯大林式的原理，一种是马克思的哲学。前者教导我们运用哲学的概念、范畴、逻辑将事实涂染上所需要的哲学颜色，有了这种哲学，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出道理。马克思哲学不同，它注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属于具体事物，它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历史事实中探寻出概念、范畴及发展的逻辑。斯大林式哲学原理从方法论上来说是教条主义的套用，马克思的哲学原理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得出理论理解。
第六，《探寻马克思》，这是当代一位学者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文中探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专著。它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从教科书园地里成长起来的学者，又以教科书中的‘知识’为依据去探讨问题，这与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进程实在是没有多少干系的。”
第七，在我国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缺憾，即忽视马克思思想形成史的文献研究。把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放在“三个组成部分”的“三驾马车”的框架中来探讨。这样的探讨，把唯物史观放在了“三驾马车”的一驾“马车”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适用”、“推广”代替唯物史观产生历史的研究。这就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
第八，在我国一些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中，还存在着另一种缺憾，即在对马克思哲学文献的研究中，注重的多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中期《资本论》的研究，而忽视其晚期文献的研究。这里主要是关于《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深入探讨，后者这两个晚年“笔记”，既是马克思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也是结合东方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实践的需要。突出地表现在东方后进民族的“跨越”发展理论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制定之后，他在理论研究上，主要体现在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应用；另一方面，是对东方后进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研究。而后者正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需要的。这种“哲学体系”因缺少马克思关于后进民族和国家“跨越”发展的理论。因此，这种“哲学体系”也是非常不完整的。
哲学不归路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从马克思的文献中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真传。我参加了这种活动，深知研究这种文献的必要。虽然我已年逾八旬，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但自己不能从哲学理论中离休。研究了一辈子哲学，经历过历次的政治运动，亲见哲学原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自己也经常运用哲学原理，所以哲学原理的命运我可能感受得更深。现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我有责任更有迫切感，很荣幸自己能与年轻人一起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生之年，我仍会坚持不懈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哲学，我的不归之路。
结缘中国科技大学
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就业方面不存在学生双向选择的情况，国家为学生分配工作的依据是“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当时人民大学的学生并不是根据生源地分配，而是全国范围内分配，我面临分配时没有多少想法，一心听从国家安排。1959年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国家将我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执教。
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毕业照（第二排左一为冯景源）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于北京，郭沫若出任首届校长，学校创办时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建校后，学校直属中国科学院管理，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综合”的办学方针。学校紧紧围绕国家急需的新兴科技领域设置专业，创造性地将理工科及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注意基础课教学，高起点、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且当时学校有包括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学校迅速发展，建校第二年即被评为全国重点大学。
中国科学院下设好多个所：自动化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等。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后面向全国招生，但当时招生带有半秘密的性质，因为涉及 “科技”领域，校方招收学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一般人不能进到该校读书，所以我被分配到中国科技大学教学还很满足、很高兴。
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政治教研室，它包括三个教学组：哲学教研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党史教研组，我被分配到哲学组。因为我一直在喜欢的教学领域里努力工作，所以教学工作还算可以，很快担任了哲学组的副组长，再后来担任哲学组组长。政治教研室的教师经常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劳动我们也跟着去劳动，政治课教师与学生生活在一起的目的是为配合班主任做思想工作，当然政治教师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虽然同为教师，但政治课教师和教数理化教师不太一样，其他的老师大多是所里的专家，教完课就走。当时我负责原子核物理系的哲学课，班里的学生病了，不能吃食堂的饭，我从家里拿来小饭锅，为有病的孩子煮面条、煮鸡蛋。政治课教师关心班里学生的情况，就像过去老八路的连长、班长关心战士一样，这也体现了国家对专业人才的爱护。
中国科技大学许多系主任是非常有名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在学校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负责学校的团组织生活，如何培养党员，如何建党支部等工作。当时的学生经过严格的政治挑选才进入学校，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为有政治素养的科研专家、人才。
为人师传授哲学
早在哲学研究班时我就讲授过哲学课，所以在中国科技大学教哲学已经不是自己第一次讲课。我到大学执教的第一节哲学课并没有局促，也没有表现出不习惯课堂的状态，而且有信心在哲学上征服他们，并深信自己传授的哲学原理能够让学生们受用。最初走上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岗位时，我按照传统教科书的内容去理解哲学，授课时先为学生讲通俗易懂的基础知识，告诉他们什么是哲学、“世界是物质的”等概念，让他们进入哲学殿堂，进入到哲学的思维方式中。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南海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外国人相信上帝，所以世人自然会有朴素的迷信观念，这种观念来自社会和家庭，而且形成已久，孩子难免会耳濡目染地接触一些迷信思想。怎样教育刚刚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的学生呢？哲学的第一堂课就讲“世界的物质性”。什么是物质呢？有人说宇宙由上帝创造，故而宇宙不属于物质，这便进入哲学领域了，大家要讨论的问题已不在物理领域、化学领域及无线电、原子核物理的领域。我讲述“世界是物质的”，学生的脑子里会建立一个物质概念。当时有一本全国通用的哲学教材——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书中多是一般的哲学原理，我不完全按照该书讲课，仅以它作为教学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