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有一所业余学校，院校开设各种基础课程，例如数学班、物理班，而且对全校职工开放，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学数学，学一些原子核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我为不同专业学生讲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例如为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上课，会讲些原子核物理的一般知识，尽力将哲学原理与学生所学专业结合，以便于学生们更好地接受哲学知识。物理学中的“物质”是自然概念，自然概念与哲学概念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它们都讲物质世界的问题。我们要用崇尚思维的方法来接受哲学，例如讲“物质第一性”哲学上的定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世界第一性，物质客观存在”，上帝被排除在外。
备课认真是我作为教师最大的优点，自己执教哲学期间从未靠课堂背讲稿来完成教课任务，每堂课前我都非常认真地浏览各种参考书来备课，自己讲到的每一个原理，都举出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证明，这些例子主要是为说明理论本身的内容，所以学生很感兴趣。学生们接受“物质第一性”的概念，因为他们学习自然科学，希望获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而且他们刚刚接触哲学，觉得非常新奇，兴趣十足。
中国科技大学的哲学课程只修一年，包括上学期和下学期，讲什么内容一般都由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决定。教师们的教学题目和内容相同，但教师们要根据自己所教的专业看一些相关的专业书，所以每个老师教学的内容、方式和举的例子不同。因为教师们的知识、能力存在差异，所以有人讲课灵活，有人讲课呆板；有人受欢迎，有人不受欢迎。政治教师的教学模式基本一样，但教学成果却大相径庭，我在每个环节都用原理解释例子，此教学方法比较有说服性。
在中国科技大学，除了教学外，我还研究社会上出现的实际哲学问题，例如当时哲学界讨论的“一分为二”问题。“一分为二”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哲学思想，中央党校研究哲学的人进行讨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当时电影《武训传》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此时，我开始注意哲学和社会关系之间的问题，不断思考，希望将哲学内容和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以上社会上讨论的两个问题，都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光明日报》副刊和《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过文章。
我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校报发表过一篇名为《登得高 看得远》的文章，“登得高，看得远”寓意：人应尽量站得高一点，只有这样我们的眼界才会开阔，才能看得更真实、更宽广。记得自己第一次发表文章时，学校里办报的人和学生们都很高兴，他们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好、学者也好，必须敢于攀登高峰。只有站在学科高点之上，才能把学科里面的问题看透。”
《登得高 看得远》讲的是知识的获得与所下功夫之间的关系。人只要下功夫就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对学科的认知水平便超过了别人。《登得高 看得远》中的观点：求知的人要敢于下功夫，要苦于下功夫，下了功夫才会有收获。该观点针对当时的学生们提出，我想告诉他们：“上大学要学习科学技术，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一个科学殿堂，你们在殿堂里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和高度，要看努力的程度。除了外在原因外，自己努力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们自己不努力，说明你们的认识很浅显，无法攀登科学的高峰。”
静心沉淀巧避“右倾”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正是我在哲学研究班的学习时期。在运动中许多人持有单纯的业务观点，他们不过问政治，所以不太了解社会的一些现象，“反右”时他们说错了话，结果被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这对钻研业务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即使你是业务尖子，哪怕你的专业再好，但出现一点差错，就会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的课程无奈终止，不能再深入学习研究下去。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始，“吃大锅饭”、“人民公社化”也随之出现，人们的生活被打乱。
“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了课堂上教授哲学外，我还发自内心地渴望研究哲学，此时自己研究哲学的方向不再是“天才”的问题，而是在“天才”思想的基础上延伸为“怎么培养人去获得知识”。为探索人生，我研究批判“天才论”，聪明固然好，但仅靠聪明难以有作为，一个人想成就事业，就要寻找自己的路，考虑人生的道路如何走。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但做学问和党的教育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当时很难说清楚。“反右”运动期间我对政治不再关心，每天去图书馆里面翻阅历史、抄录伟人生平、研读哲学原理，爱好哲学不能仅听听课、看看书，还需要好好地研究它，静下心来沉淀自己。
饥荒的三年时光
1959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很苦。苦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因为吃不饱而浮肿，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我们家比较幸运，因为我1962年被评为讲师。国家照顾知识分子，政府每月给我二斤黄豆、一斤白糖。我的爱人也是讲师，也有二斤黄豆、一斤白糖的补助。因此“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其他人优越一些。
1960年女儿出生，家中无人照顾孩子，于是爱人从安徽老家接来亲戚徐妈。当时安徽的饥荒十分严重，饿死许多人，徐妈在安徽已经无法度日，所以她愿意来北京。我们家住在人民大学的“红楼”，离学校食堂很近，徐妈闲时去捡食堂择菜后剩下的菜叶子、葱叶子，家里炒菜时捡回来的葱叶可以提味儿用。因为有国家每月的定量供应，还有亲戚帮忙照顾孩子，我们的教学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虽说“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的物质条件还过得去，但爱人依然浮肿了一段时间，可见饥荒严重的程度。
面对饥荒，其他学校束手无策，但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志却可以用树叶制造“人造肉”。“人造肉”是用树叶的叶绿素加上化学元素，制造出来的一种营养液。学校的科研人员将树叶植物成分变成蛋白质，补充人体的营养，所以大家美其名曰“人造肉”。当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才敢这样做，因为科技院校有化学系、生物系，我们很兴奋，为学校感到自豪。因为学生们有定量，条件虽不是很好，但能够维持学习生活，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所以学校没有停课，教学有序进行，我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哲学思想始终保持着比较新鲜的状态，此间自己连续在中国科技大学报以及《光明日报》的哲学版发表过几篇文章。从前我哲学思考的问题仅仅局限于自己怎样在“象牙之塔”里成为一个人才，只设计自己的人生，此时开始关心国家的事情，考虑社会问题。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校本部在玉泉路附近，与学校相邻的是部队训练政治干部的政治学院。有一次政治学院召开军队报告会，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政治教师参加，会议主题大致是关心国家与社会。会后我感触颇深，于是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章——《大道理管小道理》，用哲学的思维讲事情：个人再大的事情都要服从国家，这可能是计划经济时的思维方式，但自己的事情不能超过国家是永恒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