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年思想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因为西方重视人道主义，所以西方将这本书作为单行本翻译到中国来。因为外国的思想重视，中国的学术界也重视，该书出版后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思想的热潮。因为我的研究和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有关，与马克思《资本论》有关，所以我开始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
“异化”现象实际上早就有之，例如宗教异化，无论哪个宗教，均创造了自己的“神”，“神”由人造，可是人造了“神”后，便在“神”的面前虔诚地匍匐膜拜，这便是宗教异化。《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例如人用生产组织的形式将商品制造出来，但商品独立于生产者，生产者反过来还要为商品服务，小心翼翼地保管它们。生产者为将商品卖出继而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就要想办法做商品的奴隶，担心它们在仓库中受潮，为其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担心商品积压，还要为它们东奔西跑找市场，这就是商品的异化。生产者——对商品具有拥有权，却不是商品的主人而是奴隶。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资本论》中亦有体现，《资本论》第一章是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为财富的社会，《资本论》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堆积的社会”，它的财富表现在商品上。“商品拜物教”就是商品异化的一种现象。
异化理论
资本家雇佣工人为其劳动，工人通过体力或智力付出为资本家生产商品，可是由工人直接生产的商品却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而且商品本身会成为越来越大的资本。工人劳动生产的“果实”不但没有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反而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们的工具，工人生产的越多，资本家对工人控制得越厉害，这便是劳动的异化。
异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本身并不可怕，其根源是阶级社会以及人类的愚昧无知，人们只要认清其本质就可以治理它。异化现象的发生需要条件，我们解放劳动以后就没有劳动的异化，我们将商品有计划地处理掉，商品的异化便也不存在。我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异化，就是为解决异化问题。“异化”是学术问题，西方通过研究异化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把异化作为哲学问题研究好多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一书是我研究多年的成果。我不管社会上怎么争论，也不管西方怎么争论，我只讲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即《资本论》的异化、劳动异化等问题。
异化理论是我理论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当时我的岳父担任政府高官，他告诫我要慎重行事，家人也劝我“刹车”，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反社会主义，也不反党，反而自己研究的理论恰恰帮助党和社会主义摆脱迷惘，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清楚马克思的异化问题。正是因为我勇于承担压力，冒着风险研究，所以我提出的理论都能站得住脚，为其他人研究异化理论打开方便之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好处，我们可以参照异化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依据。现在各主要的图书馆里有可能找到这本书——《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该书在哲学领域里并不是参考书，而是学术著作。
《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出版过程十分曲折。因为河北出版社曾出版过我的书，所以我的新书也交给它出版，后来有人告我的状，说：“冯景源的书被列入黑名单。”因为当时正在批判王若水，所以我的书也被列入批判对象，告状的人给河北出版社写了封黑信，然后河北出版社就不敢出版我的书，给我退稿并补300元钱违约金，出版一事就此告停。
继河北出版社违约后不久，上海出版社朱一智同志向我约稿，我借此询问上海出版社可不可以出版《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他认为此书为学术著作，后来他给了答复：“可以内部出版。”我很生气：“内部出版不是供批判使用吗？如果内部出版不如不出版。”此后两三年时间，我与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理论出版的责任编辑王颖取得联系。王毅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专门负责学术稿子的选编，他看完《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表态：“学术著作，好东西，人民大学出版社可以出版。”原来书中的序为北大著名教授黄枬森撰写，由于当时各高校出版社之间有门第观念，王颖认为人民大学的著作不要用外校人写序，因此黄枬森为我写的序言被拿掉。《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出版真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此书由具有马列主义传统的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本书的问世过程非常坎坷，令人欣慰的是此书后来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优秀奖。
1987年，冯景源著《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荣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优秀奖证书
我深信《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因为自己的研究不反社会主义，也不反党，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异化现象确实存在，所以我不顾亲戚朋友与家人的阻拦，义无反顾地坚持完成该课题。异化理论的研究突破了学术禁忌，《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既不研究中国的异化，也不研究西方的异化，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研究。“马克思异化”的观点为学术圈的人揭开异化之谜，国内理论界已经认可《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观点。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的两部著作，两本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留给后人的理论宝库。我对两部著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一书，此书的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根据《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考察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两本笔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意义。
2004年3月，由冯景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1978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当时国内正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学界经常开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学者认为“特色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不成熟，是“早产儿”、“畸形儿”，但它还是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最初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成立。
“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在理论界不只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而是社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鉴于此我便着手研究“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是什么，研究“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与否。某些学者称它是“早产儿”，“畸形儿”，是“一部分人向上爬的口号”，如果它不科学即为虚假理论，如果它是科学的那么理论根据又是什么。理论界出现了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学术界最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研究此问题。
中国学界力图为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出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但他们在研究上都忽视《历史学笔记》的理论意义，而孤立地研究《人类学笔记》，或把《人类学笔记》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学界的研究无法探讨出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而我将《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以及《资本论》统一起来进行历史的研究，从而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发展形式、生产力发展理论、史学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内在统一的完整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不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升到“艺术整体”的水平，而且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