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法国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这时，不仅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主义同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性质被人看清楚了，而且其在实践中潜在的涵义也凸显了出来。恩格斯论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在1886年8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下的：“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他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现在无非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场这一论点，正在法国和美国得到证实，那该有多好啊！”[5]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这段话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涵义，只有了解了这一“划时代的事情”才可以理解。它指的是1886年法国议会中以拉法格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党团和激进派(在政府中占有半壁江山的激进派，是为了争夺政府总理等重要职位，从执政的资产阶级正统派中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进行斗争的情况。这次斗争的结果，是激进派推选的三个工人议员在议会斗争中成立了工人党，转到法国工人党党团的一边，而且表现得比法国工人党党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一些成员还勇敢、还坚决。因此，恩格斯称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有时又称“一件划时代的事件”。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一“划时代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涵义。
首先，恩格斯写这封信的用意。这是发生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进一步加强的时期。1886年8月中旬，倍倍尔因“夫赖堡判决”(被指控加入“秘密会社”)去坐牢。这是俾斯麦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阴谋迫害。倍倍尔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8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为了鼓励他的斗志，向他讲述自己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看法和党的议会斗争的策略问题。恩格斯分析说，在德国“因这个集团(指俾斯麦反动集团——引注)反对我们的全部活动迄今没有任何成效而怒不可遏，这种迫害就特别凶残；于是他们就盼望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暴动，以便能够使法律更加严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坐九个月牢的原因”[6]。恩格斯用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情况鼓励他说，一切会好起来的。到1887年8月中旬，倍倍尔出狱前两天，恩格斯出资邀他到伦敦旅行，告诉他说：“在你被监禁期间，世界发展的趋势，我是满意的。到处都在前进。”[7]这里说的就是党在议会中的选票每次选举都增加的情况。
其次，议会斗争的情况在法国表现得最令人满意。恩格斯上面写给倍倍尔的那段话，是就法国的情况说的：“在法国，罗什得到的十万零八千张选票表明，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巴黎工人开始(而且是大批地)脱离激进派。”[8]罗什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1889年起成为众议院议员。激进主义也即激进派，是从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中分裂出来的议会党团。他们为了拉拢工人，采用的是蒲鲁东、勃朗等人的理论，在实践中，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等。因此，许多工人站在他们一边。所谓“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说的是激进派在“德卡兹维尔事件”中暴露出的本质。“德卡兹维尔”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地名。该地的煤矿资本家因残酷剥削工人引起工人罢工，矿长拒绝听取工人要求被打死，政府便派军队进行了镇压。政府和“德卡兹维尔事件”的关系是：“政府是靠激进派才得以存在的”。“因为政府打算举借九亿法郎的款额，这就得求助于财阀们，但是这些财阀同时又是德卡兹维尔的股东，如果政府不把罢工镇压下去，他们就拒绝借款。于是就逮捕了杜克和罗什。”[9]
第三，恩格斯对“德卡兹维尔事件”非常重视：“上星期那里(指法国——引注)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支持他们。”这里的三个人，指的是以巴利为代表的三个工人。“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于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
巴利，矿工，众议院议员，德卡兹维尔煤矿工人罢工的积极参加者。由于他对事件现场进行了调查，“在巴黎7日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上作了报告，并且同时把激进派议员弄得很难堪。星期四，他在议院里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向内阁提出质询……极端激进派在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面前吓得呆若木鸡”[10]。另外两个工人，一个是布瓦埃，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另一个是卡梅利纳，曾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通过德卡兹维尔事件都叛离激进派转到法国工人党一边。
我们说恩格斯对德卡兹维尔煤矿事件的重视，主要表现在煤矿工人因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而大批地脱离激进派这一情况。情况是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党团在为罗什竞选以后，“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巩固这个重新占领的阵地，我们的人已经把为罗什竞选而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变成了永久性组织(即常务委员会，拉法格是该委员会委员——引注)，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那些脱离激进派的工人的理论教师。所有这些人都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只有现在他们根据痛苦的经验才相信：他们从蒲鲁东和路·勃朗那里拾来的褪了色的破烂货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垃圾。因此他们就容易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这是激进派掌握了一半政权的结果。如果政权全部转入他们手中，那么所有工人都会背弃他们，而且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11]。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
恩格斯确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一个艰苦的实践斗争的总结。具体地说，就是法国工人从“褪了色的破烂货”即“老牌法国社会主义”，通过“痛苦的经验”“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转到科学社会主义一边来的实践斗争的总结。这时，“马克思主义”一词就从贬义的、不正确理解(经济决定论、历史哲学等)的世俗的磨难，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概念，并且具有了丰富和确定的内涵。
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遵循马克思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思发展来的，即“龙种”与“跳蚤”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龙种”与“跳蚤”的关系就是他的理论与对这一理论不正确理解的关系。这里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这种不正确具体地表现为“经济决定论”、“教条主义”、“历史哲学”，还有巴枯宁主义者的恶意攻击。恩格斯后来遇到的是两种对待马克思理论的类型：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正确的理解与运用，即叛离激进派工人的实际行为。
在恩格斯这里，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理论和主义产生的时间是不同的。这一理论即“龙种”——唯物史观是早就存在的，而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确定，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通过对法国议会斗争的实践总结得出的。二、理论和主义各有不同的侧重面。在马克思那里，侧重于对理论的理解；在恩格斯这里，侧重的是在理解基础上的运用。在马克思生前，有两方面情况影响马克思重视自己理论的正确理解：一是有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影响国际工人运动，他必须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肃清它们的影响；二是一些进步的年轻人对马克思理论有不正确的理解，马克思必须为他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和提供正确的理论，像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到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时候，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都变成了“褪了色”的“老牌”的社会主义，而且斗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那时主要表现在议会斗争的实践方面。恩格斯着重论述的是在新形势下，即在议会中，两种主义、两种理论在实践斗争中具有什么新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提法”、一般的正面词语，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