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三十多年里，进行了三次理论创新。
第一次理论创新表现为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卡夫丁峡谷”对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把后进的中国放到已经发展了的国际环境中去思考。马克思分析说：“它(指俄国‘农村公社’——引者)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8]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二次理论创新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往，在我国私有制、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主要是受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演进发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就是突破这两种传统观念的一种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符合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马克思对否定社会主义可以跨越发展的人说：“他们(指否定可以跨越发展的人——引者)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19]这里说的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后进的民族和国家，本来市场经济就不发达，现在要和国际市场接轨，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不仅不是可怕的，而是非常需要；不仅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提升它们，为它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就是通过我们对内的改制，使之能够达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要求。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矛盾的争论，产生于邓小平时期，而其解决是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实现的。这既表示着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又表示着跨越发展的理论创新，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附录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形而上学观念的突破上。过去我们总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相联系。其实不然。市场经济产生于封建经济的夹缝中，是在封建制度下，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它曾是封建经济的补充。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以竞争这一无形的手推动财富的增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是工业资本家发明的，他们是受益者。工业资本家从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中获得剩余价值，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是国民财富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都是这样论证的。马克思特别引用李嘉图的话证明说：“我们用这种方法(应理解为资本与劳动力交换——引者)不仅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20]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既能存在于手工业生产的社会，也存在于蒸汽机生产的社会，怎么就不能存在于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呢？在这里，公有制之间、集体所有制之间、个体所有制之间、私人资本所有制之间，都需要一个无形的手来联结，这种联结仍然服从竞争的原则。这种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它的社会功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增加社会财富和发展生产力。过去，有人把“草”和“苗”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很幼稚的。
第三次理论创新表现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和运用。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是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之后，依据中国变化了的国情和我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提出来的。就我们国内经济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人均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挖掘业技术管理滞后矿难频发的问题、金融危机问题、房地产开发的泡沫和“空世界”等等，这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反映出我们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技术水平滞后。就国际环境来说，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使我们成为一些国际事务的利益相关者，如气候变暖问题、核扩散问题；另一方面主要是一些核心技术上的落后影响着我们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落后主要是在科学技术上。如果我们不改变现状将永远无法摆脱被动落后的地位。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进入世界市场之后，在发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实践要求我们用科学技术的观点来审视我们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发展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所以，科学发展观理论又是继我们进人世界市场之后，在国内外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的理论创新。
跨越“卡夫丁峡谷”这条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经过曲折的发展找到的。正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也选择了邓小平成为我们的带路人，这是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经验是，只要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这一革命路线，就能克服和纠正“左”和“右”的干扰。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也曾遇到了各种偏颇的理解，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目标，运用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越来越兴旺。在这里，目标已经设定，理论创新像接力棒一样，使我们向目标不断接近。
原载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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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1958，153—154、139、132．
[13]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1，274．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5卷)[M]．1985,525．
[15]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M]．红旗出版杜，1992，199—200．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1960，82、83.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963，438、431．
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重读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2]
[内容提要]在我国，马克思哲学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研究，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问题*，另一个是唯物史观如何运用的问题。前者是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问题，后者是历史观问题，这里涉及对“三位一体”方法的理解。对历史观“三位一体” 方法论的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原因有三：一是理论的需要；二是实践的需要；三是当今世界如何区分各种马克思主义。“三位一体”是人类文明在探索历史观时涉及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关系问题。我们的研究，必须穿越历史时空，经历一次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