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我们的口粮已经从50斤减至40斤，经常吃高粱面窝窝，而且是比东北高粱难吃的内地高粱。吃高粱有一个问题，会造成大便困难。那时候没有通便药品，大家都憋得难受。定量不够，干的又是重体力劳动，于是我们向一个书记提了意见，问为啥吃不够定量，他说：“这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你们有什么权力和资格提意见？”我听后十分气愤，心想：我们的定量也是政府规定的，没有权力提意见吗？我们的定量谁克扣了？但敢想不敢言，只好忍着，把话全咽进肚里。
落脚戈壁庄农场
最初建农场是“大跃进”的产物，为的是粮、菜、肉自给，填补油矿职工生活口粮，总场是下放职工参加劳动用的，我们去的是新建的一个分场。后来每个二级单位都建自己管理的农场，是为解决家属是农业户口、两地分居的问题。
1959年10月，我们又调到玉门矿务局自建的戈壁庄农场劳动，主要干的还是平整土地的活儿。我们在戈壁庄农场依然是转战砖场、水库的原班人马，伙食费仍交12块钱。农场多是为了解决油矿家属的问题而建的，油矿工人的这些家属，多是农村户，千里迢迢赶来团聚，户口不好解决，也没有工作，矿上就建了一些农场，把这些农业户口的家属安排到农场里边劳动。戈壁庄农场是最早建的，随后，花海农场、东湖农场、白杨河农场等等也都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场生产的东西，成本是很高的。比如小麦，那时候小麦才一毛多钱一斤，而农场生产一斤小麦的成本甚至超过三毛钱。为啥成本这么高呢？一是平整土地费时费力；二是矿上派车拉肥料，星期天来回接送职工运输成本高；再者农场建房什么的，劳动家属也要一定待遇，都需要投资。所以说，建立农场，纯粹是为了安置家属，补助职工一部分口粮，虽然成本高，但也算一桩好事。
在戈壁庄农场，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她叫柯素珍（记忆中的名字），是一名炼油的女工程师，她找了一名工人丈夫。她曾出现在电影纪录片《建设石油基地的人们》里，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她削苹果给丈夫吃。不过后来柯素珍也成了“右派”，1959年，她和另外两个女的到了戈壁庄分场。当时我觉得挺新鲜，这么个在全国出名的人物也成“右派”了？
在农场里固定住下来，没有啥业余活动，全都身体虚弱，精神颓丧萎靡，哪有精力和心情干活？大队管理领导深知此情也不组织业余活动。晚上开完生活检讨会和批判会，可自由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但有个好处，可以订报。不过报纸来得晚一些，比如1号出版的报纸，10号才收到。我们晚饭后如不开会，就可以看报纸，洗洗衣服。1960年开春，平整好的土地种上了西葫芦、白菜、甜菜、南瓜等，水井是自喷井，也早就打好了，吃用水、灌溉都很方便。
我们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每屋住一个组，十多个人。我和何振清挨着睡，他也是监督劳动，我们两人凑了几块钱合伙买了一个暖水瓶。何振清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和我年纪相仿，是戴着“右派”的帽子分到我们处的。据说在学校的时候是班团支书，人称“小秀才”。我们是在地调处的时候，单身“右派分子”集中住在一个宿舍才认识的，后来从劳教农场到砖厂，再到水库，一直到戈壁庄农场，一直和我在一个组。
何振清很少说话，避免和别人交往。他虽是工科生，但是文学功底也好，临下农场时，他写了副对联表达感叹，写得很到家，内容很是感叹和悲伤，具体的我已记不起来了。在一块的时间长了，渐渐地我们成了知己。他是四川隆昌县人，他姐姐是四川隆昌师范的领导——这是这两三年内我听到的他本人唯一透露给我的情况。经过三年多又饥又累的日子，加上何振清本来身体就单薄，他早已面容憔悴，带有病容，体力不支，上下工走路都跟不上。他心情忧郁沉闷比别人严重，所以身体垮得厉害。
到了戈壁庄农场后，虽然每天还是9个小时的劳动，但劳动强度有所降低。不过饥饿感更加严重，且一直伴随着我们，定量减了，减到了每月31斤。这时好多人的身体都垮了。另外，大家心里觉得“摘帽”这个事遥遥无期，看不到希望，活下去的信念也减弱了，陆陆续续地，有好多人病死，何振清就是其一。
1960年冬天，何振清跟我们一块儿出工，那时他都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回来的路上，天黑乎乎的，就要全黑下来了，突然他一下子跪倒了，架都架不起来。后来有几个身体好一些的，就把他抬到大队部去了（我们属于第三大队，大队下有小队，小队下是班组）。次日早晨，有人来屋中收拾他的遗物，对方拿暖水壶时，我说：“那个暖壶是我们两个合伙买的，还有我的一份呢。”但对方还是拿走了。
时隔20年，到了1979年落实政策，何振清的家人来信到玉门局询问情况。何振清二十年来杳无音信，落实政策办公室因无档案材料也无法给他的家人答复，档案上也没有死亡记录。一个多月后，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找到了我。不知从谁那里得知，说何振清一直和我在一个组，他们就找我了解情况。那人问：“你知道何振清的情况不？”我说：“我太知道了，我不光知道，我还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说：“你说说是什么情况。”我说：“他是1961年的2月份死的，天都很冷了，埋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写写这个过程吧。”我就给他写了全部经过，以作为死亡证明材料。
落脚戈壁庄农场
那时候死的人很多，但是保密不准外传，所以不光是何振清一个。在我们那个组里，我亲眼所见的就有三个。我和何振清得的是一样的病，别人是水肿，我们两个的症状则是干瘦。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我还听说过一件挺悲惨的事儿。离戈壁庄农场不远处有个404工厂，是制造原子弹原料铀的，这个厂子在五华山有个家属区，家属区里有个邮局。有一天，我大队一位姓欧阳的“坏分子”，因为饥饿把邮局粘信封用的一整瓶糨糊给吃了。但实际上那不是面糊，而是增加泥浆黏度的化工制品（学名叫“CMC”）。他吃完后几乎死去，是别人把他抬回住处的。我对这件事既叹息又同情。
我组里还有一个人，叫范邵良，是天津石油学校毕业的，是技术员。他饥饿难耐，就喝酱油膏水饱腹（那时候无液体酱油，以成块的酱油膏做调料）。长此以往，他的脸肿胀得没法形容，走路时歪着头，一步一顿。有一天早上，开早饭了，大家叫他叫不起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我们小组还有一个人叫马湘，他是玉门矿务局炼油厂（现玉门石油管理局）的，毕业于西安石油学校。他在这段时间内患了水肿，没有东西吃，只能喝水，白水口淡，他就喝盐水，越喝盐水身体越肿，后来在一天夜里死在床上了。马湘是结了婚的，妻子也在炼油厂，已有孩子了。我落实政策回去以后，听说他妻子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把马湘生前穿的衣服披在特意为他留出的椅子上，桌子上摆上吃的，表示悼念之意。我一听这件事就掉泪了，心底里很是仰慕这位女性。
饥饿与病痛
到了1960年11月以后，因饥饿而生病、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得了肠胃炎和气管炎，病得迷迷糊糊的，站立不稳，他们也就不让我出工了。这之前，我曾去地里挖白菜根吃。白菜根外边有一层老皮，扒了那层老皮后吃嫩心，那时感觉很好吃。我挖了一二十个吃了，吃得直拉肚子。这件事还给我招来了麻烦，说我“丑化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抹黑”，还在小组会上批判、斗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