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农场不是最惨的，后来听闻，酒泉以东的夹边沟农场是甘肃省各个单位“右派”集中改造的地方，饥饿状况要严重得多。原因是我们农场是属于玉门矿务局的，有自己的汽车，1960年冬天，选拔了一些射击比较好的转业军人到祁连山里打猎去，野牛、黄羊、野骆驼等。打到的猎物还分给了我们农场的“三大队”一些。记得从车上把猎物弄下来时，因为天冷，猎物冻得“当当”的，看着不像样，可是做出来后，闻着可香了。两年多没见腥荤，分上半碗，舍不得一次吃完，临上工吃一口，下工再吃一口，权当一种精神享受品尝。农场自己种菜，吃菜方面也比别的地方好一些，自己种的甜菜可多吃一些——把大部分菜运到矿区，农场也能沾点儿便宜，代替一部分食品。后来我看到的资料上，我们确实比夹边沟那个农场要好一些，他们只靠市场供应，就困难多了。
总的来说，在农场的时候，尤其是1960年冬、1961年年初，饿死了很多人。其中1960年冬是重灾之年。这期间，还记得有些人家庭条件好，特别是那些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籍的人员，家人给他们寄来食品，我很羡慕人家。
1960年的夏季过去了，饥饿越发厉害了。因是劳改性质，再冷再饿也得出工，就是抬着个空筐，你也得来回走。那时候大部分人走路已经不能走直线了，都晃着走。何振清及其他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受冻挨饿而死的。
冬天天短。早上正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温度低，手冻得已经不灵活了，要解手，腰带都解不开。得用火柴点着报纸，烤一烤手才能解开腰带。我有两床被子，一床毛毯，睡觉时，我绒衣绒裤不脱，裹上毛毯、盖着两床被子蒙着头睡觉。这样不感觉有多冷，但是早晨起来一露出头就冷气袭人。房顶芨芨草上结了厚厚的白霜，这是因为我们十几个人睡觉，呼吸的气都聚集在房顶上，冻成了霜。屋顶的土层虽薄，但不怕漏雨，可是也绝对不保温。我们有一个土炉子，但是谁有体力照顾它呢？得自己打煤坯，干了才能烧。
到了12月份，我就病倒了，而且不止一种病。一是气管炎，咳嗽得很厉害，痰堵在喉咙里，憋得慌，呼吸困难；另一种病是急性肠胃炎。我生病的这段，病情使我神志不清，我好像不在原来那个房子里住了。只记得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叫赵树国的，比我还小，很照顾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是组织上安排他照顾我还是他主动自愿来照顾我的。赵树国给我打饭，甚至给我喂饭；又给我打洗脸水，倒水。这期间我已经走不动路了，上厕所得扶着墙走，厕所在院子外面，比较远。我要是实在走不出去就用脸盆解手，等候他给我端出去倒掉。病重的时候，真有一种躺着等死的感觉，迷迷糊糊，大脑如停止了活动，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只要是有一个人来给我一点点的帮助，我就会感激他一辈子。所以说赵树国，不管是组织上派他来还是他自己来的，我都感激涕零。
之后，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三大队成立了一个重病号组，大概有十几人。这些人都是重病号，我也被弄进了这里。此时我脑子已经是迷迷糊糊的了，但领导却给我安排任务说：“你是组长啊，有事情你要管理一下作汇报。”我心想：我都起不来了，还管什么呀？但当了组长也有好处，有人上伙房给我打饭。在病号组，睡的不是土炕，而是行军床，他们还主动地把我的行军床挪到土炉子跟前，这样就比较暖和了。现实社会就是这样，劳改人员当个组长，还有献殷勤的，可叹可悲。
我的气管炎越来越严重，喘不上气来，一口痰上不来很可能就憋死。三大队抽调了一名医生，也是“右派”，他每天夜里巡视重病组，看看病情咋样，有没有死人，然后向大队部汇报一下情况。这位医生有时会来看看我，拿着听诊器给我做检查，一次深夜把我推醒，伸出手给了我两三片扩张气管用的麻黄散——那时药品奇缺，这是很看情面的优待了，所以我感谢至极。
回到矿区，住进医院
1960年的12月份，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了解“右派”劳动的处境后提出来一个“救命措施”（主要针对夹边沟），将病重的“右派”都送回原单位去。1961年元月底，我们病号组的这些人都被拉回到矿区，分到原来的各个单位。当时地质调查处已经撤销且合并到钻井处，我就到了钻井处。离开病号组的时候，我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行动不便，上车是两个人把我抬上去的，下车也是让人扶下来的，行李也是别人替我搬的。转移的时候，重病号死了一半多，剩下的人也都奄奄一息了。
回到矿区钻井处的病员有六七人，派一工人管理我们，除上本处卫生所和矿医院看病外，不准乱跑。我上处里的卫生所去看病，领了几包用纸包好的康复粉。康复粉的主要成分是麸皮、豆面，还有点儿红糖的味道，这就是治病的药。
在农场的时候，我们是农工，每月31斤定量。到了矿上，不劳动了，取暖条件也好了，但是减了一斤定量，另外还要扣二斤粮备荒，一个月只有28斤定量，一天不到一斤。吃饭用的是餐票，餐票上印着日期，不能提前用但可以推后。餐票有二两和四两之分（按当时的秤，一斤是16两）。早餐一般吃二两：半块馒头或一碗玉米糊糊（两种都是二两粮）；中午吃四两，晚上一般也吃四两。中、晚餐的菜以干菜为主，萝卜叶子、茄子干、萝卜干等，没有油味，不冲上点水都看不出油花来。
这时候，我的肠胃好了一些，不吐不泻了。但是气管还是不行，尤其是屋里空气不好的时候——我住的房间不大，四张双层床，七个人住，屋里有个炉子。几天后，实在不行，我就给矿上的总医院打了个电话，总医院来车把我接了过去。医院给我做了全面检查，当时我心脏跳动每分钟146次，身高1.75米，体重才83斤——可以想见当时的身体情况。
医生对我说：“你只能住院了。”这是我巴不得的事情。医院又派车把我送回来，我收拾了一下东西，洗漱用品、衣物等，就住进了局医院综合科。这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961年的2月13日，我一住院就黑了天了。这天是除夕，2月14日就是大年初一了。
那时候，粮食关系特重要，我住院后，粮食关系就转到医院了。我因肠胃不好，医生让我吃流食，每天早上一小杯牛奶、一片很薄还不及手掌大的烤面包。那点牛奶，一口就喝光了，那半片面包也不顶饿。好在早上还有二两糊糊，使得胃里有点饱腹感。在医院，定量不增加，但是菜里的植物油能比普通食堂多一些，虽然也不是很多，但能闻到油的香味了，有时还能见到指甲大小的薄肉片。
大年初三，局领导组织慰问病号。我所在的病房一共有6个病人，我是在靠右边中间的铺位上。其他几个病人都是矿区的“正常职工”，以“积劳成疾”的名义住进来的。领导慰问，给他们带来了罐头等一些食品。但是等拐到我床边时，就径直过去了，没理我，这时我就明白，医院和领导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心情，6个病床住得满满的，对其他人悉心问候，却从我这儿不闻不问地过去了。那种滋味，别人可能体会不到。
隔了不到一个星期，院方就不让我在那个病房里和“正常职工”在一块住了。门诊部的后边有一个库房，这是一个大房间，住近30个病人，不过里边也有暖气，倒也不冷。这里要自带被褥，我搬过去后将自己的被褥取来铺好就住下了，一看满屋的人，全是一同劳动过、带着帽子的“右派”和“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