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房间里都是和我在同一个农场劳动过的，有很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虽然好多不在一个队，不在一个组，但是时常都碰面的。在这里，医生还是把我们当病员对待，按时查房，并且对病员进行身体检查，对症下药。这时的药也正规了，不再是康复粉什么的了。这期间，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慢慢转好，有些虚胖了，体力上虽然恢复不到健康的程度，但整体来说还是好多了。
在医院里，我度过了一段较为自由的时光。我不爱到处跑，而且因为身份特殊，不便接触人，有时出去碰上认识的人，对方也当看不见，或者是在不让人看见的情况下说句话，点点头就走。医院离局图书馆很近，不到一百米。我就上图书馆里借书，一天到晚不间断地看。这期间看的书，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另外，我还看了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等人的一些西欧文学著作；苏联的文学书我也看了一些，像《铁流》《死魂灵》《静静的顿河》等，近两个月的时间，我读了近20种书。以前上初中时读的课外读物都是鲁迅的，还有团组织号召要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到上师范时，一本课外读物都没读过。
病愈后重返农场
我在医院住了整整3个月，到了5月份出院时，身体已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劳动了。不知什么时候，钻井处已开辟了一个自己的农场，叫东湖农场。我是属于钻井处的，于是就下到了钻井处的农场劳动，这时已是6月份了。
我刚来到东湖农场的时候，农场规模还很小，也没有房子，我和其他“右派”、“坏分子”二三十人住的都是帐篷。这些人中，有一个叫李继翰，是西安石油学校毕业的，是钻井打捞技术员，而且在技术员中还是属于级别较高的。我们住在同一个帐篷里，因为原先在其他农场等地劳作时就认识，现在见了，彼此很亲切。
在说李继翰前先说个小插曲。来到农场后已经是夏季了，也种不成东西了（因甘肃种春小麦），我们就放水浇地压碱，让水溶解地里的碱，渗到更深处。这项工作因地块多，要轮替作业，持续好久，只要地表稍微一冒白花碱就浇水。有一天夜里，轮到我值夜班放水。因为方田地也比较大，水流小，又得使田里积水20厘米以上才行，这样得三四个小时才能放完。别看当时是七八月份，但玉门地处甘肃西部，昼夜温差极大，晚上值班，穿着棉袄都冷。这时我又冷又困，就去帐篷里睡了会儿觉，不想正好被查夜班的人查到了。到了第二天，就给我开了个批判会，这是我在玉门接受的最后一次批判。在这里待的时间较短，只两三个月，我记得较为清楚的就是这件事。
这段时间内，我和李继翰关系很密切。他是三类处分，每月还拿六七十块钱的工资，我虽然有30块钱的生活费，但交了伙食费，平时再买件贴身衣服、买双袜子，就没钱了，捉襟见肘，十分难堪。我就管他借，到后来，我总共向他借了20块钱。到了9月份，我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赶回原籍。李继翰因为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不但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是城镇户口，所以不在驱赶范围内。临走时我对他说：“老李，这咋办啊？我还欠你钱呢。”他说：“不要了，不要了，20块钱对我来说不算啥，而且有钱在这里也没处花去。”
我听后很感动。临别前，我记下了他老家的地址——陕西大荔县三合后巷五号，准备以后要是联系不上他，我可以把这20块钱寄到他老家去。我还没划成“右派”的时候，买了一个刷床铺的绿颜色的刷子，毛刷背面是带镜子的，质量很好，我很心爱。我把刷子送给李继翰，说：“老李，我再没有啥东西了，我送给你一个刷子留念吧。”
李继翰那时就有心脏病了，落实政策后我回到玉门，有人对我说：“李继翰早去世了，可能六几年就死了。”后来我还给他们家里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就只好作罢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重回玉门后，另一个我要找的人是赵树国，他在我病重的时候照顾我，可以说是我的救命恩人。不过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一直病得迷迷糊糊的，之后我到病号组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面，连他是哪个单位、哪里人都不知道。后来他也回到农村老家了，我光知道他是河北省人，但不知道具体在啥地方。后来，落实政策回玉门后，我打听到赵树国也死了，了解他的人说，在一年冬天，他坐摆渡船过河，中途翻了船，他穿着棉衣游不动，淹死了。赵树国比我还小一两岁呢，这样的年纪就死去，也不知道他家里怎么样。这成为我一生想起来非常遗憾和纠结的事情。
强制回乡
1961年9月，很多家在农村的“右派”、“坏分子”都被撵回去了。我虽是从济南招工走的，但济南不是原籍，所以被撵回农村老家去了——有些家在城市的，城市不接纳，落不下户口就没法回去；再有老家在边境上的，比如福建沿海的，也没回去；另有，就是有真才实学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财会等专业不在留用之内），都留了下来。我是作为“合格的驱散人员”第一批走的，走了这一批以后，1962年“右派”甄别了一次，确定能否摘帽，有特长的摘了帽后安排工作，大部分没有特长的人员被遣送回家。
强迫回乡宣布之后，还要写申请是自愿辞职。我们就从农场回到单位办理退职手续了，第一批共有十几个人，处里来车将我们接到单位。我们领到了一纸“光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证明书”，上面写我“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经组织批准离职光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旅费是56.71元，退职金是180元（我有6年工龄，退职金是工龄年数乘以每月的生活费30元），粮票30斤。
办理完手续后，我就跟单位没关系了。在此之前，我是一个体制内的人，现在等于是一个无业游民了。回想起在玉门的这几年时间，尤其是在农场劳动期间，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们改造好了吗？不怕我们在社会上搞破坏吗？三年困难时期，看到许多原本朝夕相处的人，饿死、累死、病死，我当时的想法是逃离，另外我自己也曾与死亡只差半步。这段时间，憋气，委屈，伤心，同时又想到家里的父母——我曾给家里寄信，说我病情很重。再者，家乡传言我被判刑劳动改造了，因为这个传言，家里边的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1961年，光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证明书
回顾往事，少年时期受到的启蒙教育和家庭的熏陶，在思想政治上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积极报效国家；向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赞成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在为人方面信奉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做事要脚踏实地，待人要诚实。基于这种思想感情，1945年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纪律严明，待人和气，确比中央军霸气欺人的作风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加之1946年共产党建立了民主政府，搞减租减息，集合开明地主、开明绅士办学习班，讲新民主主义论，我认为这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强国富民的好政策。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制度，那不就是人间天堂吗？思想崇拜之，心向往之。这就是对共产党的初步认识。1947年土改时，我看到了一些过激的暴力的做法，虽然对这种形式有疑虑，也认为平均地权是对的。我家是地主成分，而在学校里能批准我担任儿童团长就说明我拥护土改并拼力参与、积极行动。
在童年虽受的教育是零碎不系统的识字启蒙，但其中对爱国、求民主和修身自爱还是每次都有的内容。所以到1942年进入较正规的连贯的系统教育时，思想观点就有了一些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