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我有独立思考的思想和自己的见解，而且没有被所谓权威理论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号召所迷惑。凭自己的良心和良知，我的思想观没有改变，我的人格也保持了完整，可以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在“反右”运动中，我交心透露的材料内容，是我真实的思想观点，这些对每个具体事件的看法，虽然并非胆敢写成大字报或公开讲话，但确实是在诱骗下向党交心坦白的真实思想，如粮食政策、新闻一边倒、当官的可免受刑律处分、中苏关系、匈牙利事件等，得到的却是加重处分。
回乡途中
办理完回乡手续后，大家陆陆续续地走了。先后辞行告别。我是和杨一庵一起走的，他是西安石油学校毕业的，我们在农场的时候一块劳动，养病的时候也在一块，彼此很熟悉。回家路上，我伤感地想到，一旦回到农村此生就别想离开了，就再没有脱离农村的机会了。我也想在路上自杀，但想到父母老了，我是独子，自十三岁离家，父母不只在钱财上支持我，我决定的事情也从没阻拦过，我不尽赡养之责良心说不过去。再则我想看看国家的未来，到底何去何从。
我继而又想到，回家的生活比农场也好不到哪去，不如拿着路费和退职金，在路上潇洒潇洒——我后来对此作法感到惭愧，家中实在贫苦，如果把这些钱带一部分回家，还能对家里有所帮助。
杨一庵家在陕西，他对象则在西安农业中技学校学畜牧兽医，两人准备在西安一聚，于是我就准备先和他一起去西安。一出玉门，我们就成自由人了。我们先是到了兰州，下车吃了顿好饭，住了一晚。多少年没有自由了，这时的我们显得异常兴奋。在玉门，有粮票也买不到糕点，而在兰州，只要有粮票，什么蛋糕都可以随便买，真是天壤之别。
我们在一家门市部每人买了半斤糕点，可一出门市部的大门，杨一庵的那一份就被盲流抢夺走了。我立马把糕点包起来藏好，对他说：“咱俩吃这一份吧，咱们雇个三轮车，在三轮车上吃，就不会被抢了。”因此事，我们也就不想在兰州住了。
我们坐三轮车赶回车站，签了到西安的车票，火车到西安后，我们住进了鼓楼东大街离鼓楼约50米的花园饭店。在这之前，杨一庵已去信告诉他对象我们的行程了，所以在当天还是第二天，他的对象就来了，可能是住了一晚上后，他俩就离开西安回家了。
之后我就自己到处跑着找吃的。我爱吃甜食，尝了尝西安的甑糕（老家叫切糕）、南糖（蜜饯，老家叫蜜三刀），另外还品尝了西安的名小吃羊肉泡馍，并且上西餐馆里吃了面包和牛排。虽然有时肚子并不饿，但就是想吃，不过鉴于在玉门有吃多胀死人的，我自己也留意，不能吃多，尽量吃些容易消化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西安的食物供应比较丰盛，“高级食堂”有荤菜，一份红烧肉13块钱，一般每月拿几十块工资的人舍不得吃这个，但我还是忍不住吃了一份。
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想，剩下百十块钱干啥？回家就出不来了，不如上北京去玩一趟，反正没去过。于是买了到北京的车票。到了北京，我住在前门外的一条胡同里。找旅馆住下后，大概晚上10点钟，警察就来了，是针对我这个四不像来的，大概旅店觉得我可疑，汇报给了派出所。各类证件我都带在身上，工作证、工会会员证、下放证明信，警察一看也就走了。
接下来的大概三天内，我游览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动物园等地，并且吃了一份烤鸭。一份即一盘，也是13块钱，但是不如西安的红烧肉量大。另外印象较深的是，我在天坛买了两盒火柴。为啥要提这两盒火柴呢？那时我抽烟，因在玉门火柴也是凭票供应的，到家后，这两盒火柴成了稀罕之物，家里说，火柴两个月才供应一盒，非常稀罕。城乡差别尽如此之大。
离开北京前，我用粮票买了两盒糕点，作为给家中长辈的礼物。坐上火车后，可能是第二天早晨到的济南。济南我是很熟悉的，我将行李暂寄存起来，然后找了一个卖油茶的地方，一两粮票一份，我吃了两份作为午饭（早饭是在火车上吃的，不需要粮票）。
到了下午，我买了回乡的火车票。怕车上饿，我就在车站餐厅花了一斤粮票，买了四个馒头（老家叫卷子，长方形的），另外每半斤粮票必须带买一碗海带茄子汤。我把四个卷子包起来放在我包里，两碗海带茄子汤我就放在桌子上了，可还没等我回过头来，那两碗汤就被抢走了。
离家乡越来越近，我开始想一些心事。全庄的人都知道我在外面劳改，回去怎么见人？幸好我有下放介绍信，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论怎样，读了六年书，玉门又待了六年，就这样破衣褴衫回来觉得颜面尽失。继而我又想着以后的日子，本来是觉得，要不自杀，要不回头下东北，因为东北口粮供应上比较宽松。这时又想起以前听说的事，说有些人在东北找不着活儿，钱也花光了，成了流浪汉。最后叹了口气：算了，回家吧，反正是活着回来了，给父母一份安慰。
这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十一了，天气凉爽，一路上要饭的、逃荒的人很多。我是在枣园火车站下的车，此处离我家还有30公里。这时天已经很晚了，离家这么近，但我不想再住宿了，再说小车站也没有好旅店。
出了车站，我看见有推独轮车的，就问他：“你推脚吗？”他说：“我就是在这儿推脚的，等着送人。”推脚，如同现在的出租车，可以帮你推行李什么的，如果是年龄大实在走不动路的，他还可以把人也推上——独轮车架上，一边装行李，一边坐人。我说：“你不用推我，光给我推着行李就可以。”我的行李不少，有一些衣服、一床毯子、两床被子——被子的棉花是老家产的，很厚实。说起这两床棉被，从我1953年上师范开始，用了已有近十年了，已经一年多没有拆洗过了。
回乡途中
他给我推着行李，我们一起走着。渐渐地，路越来越熟了，记得以前上中学时都是从这条路上走的。回到家时，已是后半夜了，村子一片寂静。家人都已睡熟，我叫了叫门，开门的是我母亲，满脸惊诧地问道：“你咋来了？打哪儿来的？”我没有写信告诉家人要回来，听她口气，似乎是觉得我是逃跑出来的。我说：“人家让我回来的，我的行李啥的都拿回来了，你看，我的行李不就在这里吗？”说着，我指了指身后的推车人及我的行李。
母亲定了定神，说：“吃饭了没？”我说：“我不饿，我在济南吃得饱饱的。”然后母亲又问推车的人：“你吃点儿饭吗？”他说：“嗯，我就是想吃点东西。” 我转向车夫说：“一开始可没说叫你吃饭啊，说好只给你脚力钱。”他说：“我不要钱，吃顿饭就行。”我疑惑地问道：“你不要钱，光吃顿饭？”他不住地点头。由此可见，这时农村的粮食仍很紧张。其实家里也是刚分了点高粱，口粮也不富裕。母亲用掺了点儿玉米面的高粱面蒸了两个大窝窝给那人吃，并且给他盛了一碗水。他走时，我也没少给他钱，大概是5块。
这时家中无房可住，我没地方睡觉，就只有跟父母在一个床上睡了。跑了这一圈儿也觉得累了，到家后睡得很香，第二天白天我还在睡觉，没出去。本村的人有来我家串门的，就发现我回来了。我虽有些不好意思见人，但既然已经回来了，就得面对生活。其后，我拿了回乡证明、户口迁移证等去大队里。大伙一看我的证明就都知道了：不但不是劳改犯，还是下放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