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下来后，我和父母说起了在玉门的事。我因为经常往家写信，所以从农场到砖厂，再到白杨河水库、赤金峡水库，以及到戈壁庄农场，一直到生病住院，父母都是知道的。记得生病期间，我很吃力地跑到照相馆去照了张相片，然后寄到家里，父母看到照片后，在家哭了两三天，因为那时我已瘦得不成人形了。这时，母亲指着照片说：“没想到你活着回来了，你看这个样子还能活吗？”这时的我，体重得有120斤了。
生活困顿，借酒消愁
从玉门回家，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粮票只剩了四五来斤，钱还不到10块，工作这些年，也没怎么添置衣物，只多了一件棉袄、一条棉裤。回到家后，我就是普通社员了，还是地富子弟。我们这个生产队里只有我们一家地主，所以队里有什么脏活、累活都派我。最典型的就是参加一年两次给黄河大堤加宽、加高和水利建设等劳动。出民工搞水利不是筑土方就是挖土方，比农场劳动强度还大，吃完早饭天才亮就出工，日落后收工，一天四顿饭，不过能吃饱，时间最多四十天。推独轮车运土是一项累活（7车1方土），我比较争强好胜，推土不想落后，再困再累也挺着，所以有时候在上下工的路上推着车子就打盹，但不误走路。
本村大队的干部，当然他们自恃高人一头，其他人见了总是低头哈腰、笑脸问候，尤其地富分子或子弟，甚至送礼物，或是主动去干部家里帮干活。我则不同，我是没媚骨，保持人格尊严的人，我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有时候路上遇见干部，他走路中心，我就低头走墙根，绝不打招呼，惹得大队有的领导开会讲“有的地富子弟见了大队干部就像抵人的牛一样”。虽不点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我。稍可宽慰的是，这段时期因我在村中能说公平话，为人讲信誉，办事公正，还算有信誉、为人正派，成了族亲近邻的矛盾调解员，是受人尊敬的。
回乡劳动的这18年中，我每天做的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虽以红薯干为主食，但是能吃饱。那时农村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不知道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事情，只有从开会和群众议论中获取点信息。这样的环境，按捺了我原来激愤的心，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上，暂时忘记了杂乱的心思。虽然村里人知道我的身份是下放干部，但我仍是地富子弟，我自己心里边清楚，这一来，肯定是各方面都受到监视的对象，好的能被下放吗？已然是受人驱使的农奴罢了。
独轮推车
(这是我在1961年被遣送回家后生产、生活形影不离的主要工具)
我在村里，家庭、本人都受歧视，心情变得非常苦闷而烦躁，常常借酒消愁。这时候，我认识了几个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一个叫王善芳，是因反党言论被开除学籍的高中生；一个叫辛培育，是从滨州师专文学系退学的；还有一个叫何恩贵，抗美援朝回来后转业在501厂当电焊工，后来因撞见了厂长与女职员偷情遭报复，辞职回家了。他只有小学文化，但爱好文字，读西欧文学较多。我们几个都有向往、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
我们这几个人，常在一块儿凑些钱打点酒，借酒消愁。因为处境压抑、思想观点相近，有共同话语，喝喝酒，或论时政，谈人情世事，也算是苦闷心情得到了释放。聚在一起喝酒议论，议论比较多的是政治运动、时政、历史和文学。比如说1964年的“四清”，1966年的批判“三家村”，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我们只听说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对于邓和廖却不知什人，也不曾知道批三家村的内容，更没见到评海瑞罢官的原文，只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红卫兵造反、破四旧、大串联以及开会宣传毛主席接见并检阅百万红卫兵。再往后，就是开大会宣讲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气势和权力超过中央政治局，随后便是打倒彭罗陆杨，什么“五一六”通知，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在耳旁一忽而过，并不知其内容。直到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定其为内奸工贼和叛徒时，我们这才猜测到“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用意和目的。接下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被打倒，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法定接班人出逃摔死，我们几个人便凑到一起议论，本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看到层出不穷的惨烈搏斗，算是看尽了政治上的反反复复，只有嗤之以鼻。涉及历代历史及中外的形势，谈到“右派”问题时都结论一致，不论时间长短或成为历史都肯定要平反的。在谈到“四人帮”时，我们都认为，他们绝不会逃脱历史的惩罚，这是历史的规律。当然这些话都是在两间屋里谈论，一旦泄露，在“文革”时期是要杀头的。但因为彼此是信任的，无话不谈。我们只有赶集的时候才聚一聚，喝酒并且彼此交流感想，即所谓对社会不公的泄愤。而集镇、大队的人都说我们是一帮社会渣滓。
借酒消愁，不光是和这几位朋友，有时我在家也和别人喝上几杯，都是些比我岁数小的左邻右舍，只是话头不是国家政治、社会时务，而是家长里短了。
每次喝着酒，觉得苦闷、孤独的心情会轻松一些。这就慢慢养成了习惯。我并非有酒瘾，而是找刺激，心里一有烦恼或遇歧视和欺侮就想找点酒喝，放松放松。但我不习惯自己一个人喝，都是找人一起喝。所谓下酒菜，就是凉拌白菜，倒上点儿酱油或者醋，这就是好菜了，或煮南瓜茄子之类。后来，复工后，有钱喝酒了，有酒的饭局也多了，反而不想喝了。
生活困顿，借酒消愁
慢慢地，酒对我就是麻醉剂，可以释放精神上的痛苦，我在生理上也馋酒。喝酒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和家人就有矛盾了。母亲对我说：“你这么喝酒，咱喝不起呀，以后再不能这个样了。”前文已提到过，当时一斤酒是八毛钱，相当于二斤煤油、四包（40盒）火柴、二斤多小麦、四斤玉米、六七斤红薯干。平均下来，我差不多每月平均要喝两斤酒，逢年过节，招待亲戚朋友，必须要有酒，这相当于多少口粮啊？
而且那时家里没有收入，我为了换酒就背点红薯干到集市上卖，本来口粮就紧张，你还卖？家人难免有怨言，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用口粮换酒，粮就少了。那时孩子虽然说没断吃的，但都营养不良，大人也营养不良。当我体会到贫困之苦，本想就收敛一下，但不能坚持下去。妻子照顾孩子，纺线织布，做饭洗衣，只能抽空下地干点活。我母亲呢，是小脚，下不了地。家中八口人只有我和我父亲两个劳力。我父亲是饲养员，每天只有七工分（饲养牲口每天都有工分）。我们下地的是一天十分，不过社员只在过年有三天空闲，其余每时都有活干，只有雨天能休息。
在家18年，我们生产队14年减产，口粮分不足，比如说原本规定社员三百斤口粮，但我们只分二百多斤，还要到粮站买上几十斤反销粮添补不足——贫下中农有救济款，拿着救济款的批条，背上个布袋，就能背回粮食。而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变卖家产筹粮款。
家庭困顿，百事皆苦，各想门路。辛培育结合书本自己练习，掌握了阉猪的技术，这是无本生意，他经常下乡到各村找活干（他是贫农，常不出工，生产队拿他也没办法）。有时转到我们村，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平常我上他家去，因他钱活便，有酒有菜，我家条件差，但也不能怠慢人家。一次他来，家里一分钱没有，我就去邻居家想借四角钱。跑了三个门，没借出一毛钱来。实际上我知道人家有钱，但是不肯借我，倒不是怕我不还，就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有钱还。后来又跑了一家，这才借到。这种令人尴尬的、受歧视的事情，那时碰到的多了，心里边很难受。喝酒的问题，我也觉得有点儿愧疚，但是控制不住自己。这成了我一生的一大罪过，我觉得对不起老人，对不起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