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苦的1964年
1964年，家乡遇水灾，秋天颗粒无收。贫下中农吃政府的救济粮，我要自筹款购粮，返销粮不足还得到市场买高价粮，这样一来，生活更是拮据。但这年不仅仅是欠收那么简单，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这年农历十月中旬，妹妹出嫁。这本是一件喜事，但对穷人来说，又是一件难事。女子出嫁，娘家得陪送嫁妆，我们那儿的习俗是头一天送桌椅（桌椅是借别人的）、被褥、衣服、箱子等，第二天婆家来人迎娶。妹妹出嫁，父母拿不出钱来，只好由我这个做哥哥的来做主。办嫁妆时，妹妹哭闹着要一对花瓶。一对花瓶得七块钱，还得上公社驻地去买。我拿不出钱来，但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不忍伤她心，只能四处跑着借了几块钱，然后到离家有四五公里路的公社驻地去买了一对花瓶。
花钱的地方不止这一处。农历十月底、十一月初，大祖母患肝囊肿住进了医院，住院一个多星期，花了二十几块钱。二十几元钱对我当时来说也是不易筹措的，只有变卖多余的衣服、被褥。一个月后（农历腊月，阳历应该是1965年初了），父亲又病倒了。
父亲本来患有慢性胆囊炎，这时急性发作，犯病时疼得厉害，吃不下饭。在家请本村医生救治服药，两三天后更加严重，脸色发黄，疼得翻滚。这时按老办法扎针灸、吃止疼药已经不行了。我们就赶紧卸一块门板，铺上褥子，找人把父亲抬到公社的医院。
医院检查结果是胆囊炎急性发作，非动手术割除胆囊不可。我母亲和小姑母也在场，一听说要动手术，她们两个就说：“60岁的人了，不能挨那一刀。”她们都是农村妇女，不懂这个，我也没和她们争论，就说：“行，行，咱不动手术，我在这里陪护着，也黑天了，你们就回去吧。”等把她们打发回去后，我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本院医生的技术做不了这个手术，得打电话上县医院求人。这里离县医院较远，又因为闹水灾，走不了直路，绕着走恐怕得有30公里。县院的郑医生原是省院的，外科技术很好。因他是“右派分子”下放县医院，下午四五点钟接到电话后，他骑着自行车往这边赶，七点钟才到，这时天已大黑了。
父亲大概是在夜里11点进的手术室，到了早晨四五点钟才完成手术。郑医生说：“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胆囊摘除了。”郑医生很敬业，技术精湛，态度也很好，我十分感激他。手术后，我给父亲输了血。本想当面致谢郑医生，不想他吃过早饭休息一会儿就回去了，没能如愿。此事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他若不是有政治压力，能骑自行车来做这个手术吗？当然不能要额外报酬。
手术完后，本院的一个姓宋的医生填写病历，我就问了几句手术情况。他用训斥的口气说（那时挂号时就要填写家庭成分）：“你有什么资格问这个？贫下中农都不问你还问？”我听后只好不问了。这时父亲正在输血，天亮后，我母亲和小姑母又来了，她们依然重复着昨天的话说：“咱们千万不能挨那一刀啊。”我就应付说：“没有，人家输液呢，咱不开刀。”
手术费加上医药费，共花了117块钱，加上探病人的吃饭、买烟等开支，大概一共花了130块钱。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卖掉了从玉门带回家的太平洋床单，还有一条新棉裤，以及一条半新不旧的被子，总之能卖的都卖了。另外，在泰安工作的小叔及大叔的大儿子道芬兄，每人接济了二十来块钱，凑合着交齐医药费让父亲出了院。
父亲在医院大约住了半个月，出院时是腊月二十七八了，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年怎么过呢？秋季粮食颗粒无收。我本家的一个兄弟给了我们一棵白菜，另一个兄弟给了四五棵葱，我妹妹的公爹拿了三斤多带骨头的猪肉来慰问病人，我们全家就是这么过的年。这个春节过得特别凄凉，心里有一种酸楚与愤懑。父亲保住命就是最大的喜事，全家人度过了一个喜忧参半的春节。
父亲在家养病，不但不能劳动了，经过手术的大病后需要保养。家中连细粮都接济不上，更勿谈营养膳食。这时幸亏我大姑夫，他转业在肥城的一个公社粮所里当所长，得知我父亲生病后，说让我父亲去他那里养一个阶段。我把父亲送到那里养了一个月，身体恢复较理想了，回来就能参加轻体力劳动了。
一年不如一年
1964年是生活上的一个转折点，妹妹出嫁，1963、1964年我大女儿和大儿子相继出生，家里劳力少了，孩子不但需要人照顾，还需要营养，生活每况愈下。在这之前，好歹穿的铺盖还有替换备用的，此后各方捉襟见肘。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夫妇又添了两个孩子，家中几近破产。我的四个孩子，分别是1963、1964、1969、1971年出生的，这一阶段，孩子都还小，所以当时的家庭情况是老的老，小的小，幸好父亲勉强支撑做低工分的饲养员。
我的身体以及家庭经济，都是垮在1973年的。那一年，大祖母生活艰难，看不到任何希望，自杀去世，房子也成了危房，不修就塌。被逼无奈，房子非修不可。1974年春天，我咬着牙，推倒了那十来间土房，借债赊料，用拆下的旧房砖木盖了五间房。
那时候不论技工匠人还是帮忙小工，都没有要工钱的，这也是全民穷困年代逼出来的现象。不过，来帮忙盖房的人，得好生招待吃饭，光红薯干是不行的，至少得掺点儿玉米。这一个春天下来，全家的口粮都折腾完了。为了盖房，我跑遍了远亲近邻借钱，反正是能想到的，不管能否借到，我都去陪着笑脸，嗫嚅着提出借钱的要求，但十之七八是碰壁而归。
借钱，添口粮，向生产队请求用牲口用车拉石头、石灰、沙子，全靠我一个人来。这一年下来，我就把身体折腾垮了。垮到什么程度呢？原本吃啥都行，红薯干子窝窝虽说不好吃，但能吃饱。而盖完房子后，这东西咬在嘴里，说什么也咽不下去，非得有点儿玉米糊冲着才能咽下去。体力下降、体重减轻，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年我还不到40岁，但身体状况让我感觉已步入老年了。
这一年，全家只能吃地瓜干，副食几乎没有。这时，想变卖点东西也没什么可卖的了，脱下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恐怕也卖不掉了。饿了，大人可以忍着，但不能饿着孩子。不管求爷爷告奶奶，我都要借粮不让孩子们饿着。翻开以前的记录（部分），上边写了许多亲戚朋友对我家的接济，比如姨妹郝桂英，给了我一布袋子地瓜干；张家河，我的妹夫，也接济了50斤粮食。
为了写这本回忆录，我特意翻看了几十年前的日记本，其中一页满满记录着我借的钱与粮，现附于下（这些账，基本上是我平反复工后还完的）：
这是困难时期接济过我的名单
（可能绝大部分人已看不到了，在此，我对上列人员深深地鞠躬致谢。）
“四清”与“文革”
这些年的生活窘迫，让我无暇去关注国家和社会情况，而且村子里消息闭塞，很难了解到外界的情况。
对“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可记录的不多，主要是“四清运动”并非针对四类分子，好像阶级斗争提得也很少。借我村一位地主分子的话说：“不是冲咱们来的”。那段时间主要是开会，村里大会多，只记得反复讲什么前十条、后十条，又一个四十条。记忆中还搞过大队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等要退赔。当时社员幸灾乐祸，后来这些事儿不知怎么不了了之了。县和公社级怎么开展不得而知，我县是1965年开始搞，只记得，有一个最老实的党员（在抗美援朝前线入党，是个老实胆小的人）作为不合格党员劝说退党了。尽是捡软柿子捏。至于对待四类分子，给我父亲摘掉了地主帽子。1966年，“四清”还没收尾，“文革”开始，工作队就撤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