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可叙述的也不多，原因仍然是没有直接触动自己。只看到走马灯似的，第一是邓拓、吴晗、廖沫沙，随后是彭、罗、陆、杨，又刘、邓，接着是关锋、戚本禹，又陈伯达，后林彪牵出黄、吴、叶、李、邱，最后又反右倾、翻案风等，社会人群界线分明地划成三六九等。我们（几位知己朋友）看得目不暇接，确实有种观众看舞台剧的欣赏情绪，又愤恨觉得全国不得安宁，缺吃少穿，又好笑中外几千年的历史再找不见像“文革”期间社会的混乱、整人的残酷，简直是像天气变幻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政治笑话。作为一介草民，只有哀叹而矣。
“文革”开始后，村子里也有红卫兵招摇过市，女孩子都剪了短发。所谓“造反”、“破四旧”，就是上地主富农家翻东西（主要是布匹、新衣服），然后拿走，并不论新旧将瓷皿打碎摔烂。红卫兵来过我家，我家无物可抢，箱子都是空空的，只摔了两把旧茶壶、一个盘子。
幸好我村红卫兵只有一派组织，无对立派，搞过打砸抢之后处于松散状态，至于政府里的夺权，武斗，什么“二月逆流”、“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各种运动只是耳闻，或开四类分子会呼喊一阵。一般社员就是早请示、晚汇报，抓革命促生产，可说没有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社员不太感兴趣到底谁是造反派，谁是当权派，谁把谁打倒了，相比起来更在乎今年能不能吃饱。等到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布，说刘少奇是内奸、工贼、走资派后，运动目的才明朗化。不过我和几位知音朋友聊天放气时，中心议论点就是时政问题。至于以后的一波一波的小运动，我们认为是镇压对“文革”不满的人的措施，是大海啸后的小波浪。
“文革”之初，我做过一件事，是我一生感到耻辱的事。那时“四清”工作组还没撤走，是揭批邓拓、吴晗阶段，找贫下中农揭发“坏人”。我一看运动来势汹汹，就害怕了，他们会不会从玉门调档案再把我整一下？有一天，生产队的贫协组长（和我平辈，该叫我哥）告诉我：“你小心啊，贫下中农骨干开会提到你了。”我一听害怕极了，思来想去，咋能脱身呢？那个年代，把一个人尤其是在政治上有缺陷的人安一个罪名，关监判刑是轻易而举之事，这时候我就有了恐惧感。
我们村里有一个山东大学文学系毕业的名“右派”，叫王希昶。有一段时间号召写大字报，只要能动笔的都得写，不写不行，我自然不可避免。前几年有一次我和他闲谈时，他说：“毛润之（毛泽东）百年之后，共产党的政策、社会形势应该有所变化。”我在写大字报时，一时顾不了那么多，一是无话可写，另一方面也为了转移工作组的目标，就把他说的这句话写了上去。这是我一生中良心上最受自责的一件事。
其实写这篇大字报不但不能对我有好处，实际上还是会引火烧身的，贴出去我就后悔了，但是收不回来了。说这篇大字报是引火烧身，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件事后，可以这样认为：王希昶咋不和别人说呢？为啥对你说呢？你们不臭味相投能对你说吗？虽然你是顶着下放干部帽子，但你在家可是“四类分子子弟”呀？ 你在外下农场劳动也是疑问。
这是我做的最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一件事儿，这是我的人格、良心上受自我责备的不光彩的一件事，以我的经历，完全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当时一时鬼迷心窍，写后追悔莫及。现在，我把它写出来，就此向王希昶道歉和自我减轻良心上的负罪感。
希昶兄已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但愿他在天之灵接受我的赔罪。
另外，当时我还经历了一件十分憋屈的事。有一个凭借贫农的身份，有机会就对四类分子挑刺的王道俭。我在那几年常用独轮车到50公里以外的煤井推煤回来换地瓜干补充口粮，此王道俭竟挑着两个箩筐到我家理直气壮地要煤，态度严肃，大有居高临下之势，意思是不顺从就要给你制造麻烦。村内经常有工作组，只要有反映四类分子或家属不老实的，工作组就要批斗，谁敢说公道话？无中生有也会闹大了。后果不能预测。眼睁睁我的血汗让他占有了。
“四清”与“文革”
大概在1972年春（阳历3月初，农历正月底），我到山东省最北边的无棣县出河工搞水利（离我村大约100公里），全大队（村）共五六十人，平均三人两辆独轮车，每人一把铁锨（这是每次出河工的规定工具）。
早饭后集合，出村上路大约得9点钟了，走出村10公里就上了大公路，那时都是砂石路。中午饭随便在路边马车店之类的饭铺解决，这种店不卖主食，因为不允许他们收粮票（其实有粮票的人也不进这种大小队经营的所谓的店），只有自带干粮的人在这种店内馏干粮或是煮干粮，那时候别说肉，就连豆腐也很少见。绝大部分都是地瓜干和窝窝头，用清水煮一下，放点盐，条件好的放点劣质酱油，吃完赶路要紧。
下午大约3点多钟，我们正在路边休息，看到从南边来了一辆汽车（解放卡车）。当时走一天路不一定遇见一辆汽车，所以挺稀奇的，汽车到了我们休息处突然停了下来，从驾驶室下来两个带领章帽徽的军人，直接找我们大队带队的负责人李建雨谈话，不一会儿就上汽车走了。我一看就是像搞外调的，再环顾我们这群人，除了很少赶较远集市的人外，其他都是没有出过远门的小青年，年龄像我这样三四十岁的几个人，也无离开生产队的经历。我就对我们小队的几个人说这两个人是冲我来的。
到了宿营地是借的学校的教室，集体馏干粮吃饭。我刚交上干粮，带队的就来说有个人找我，这就应验了我的猜想。我跟着他到了有桌椅的教师办公室，那两个军人已静坐等候，先问了我的姓名、籍贯，再问经历。我说：“你们有啥事直截了当地说吧，我跑了一天的路要赶快吃饭休息，明早还得赶路呢。”他们一听就不耐烦了，一拍桌子提高嗓音：“你老实点，我们知道你的底细。”他们这是宣示他们的身份和威严。我也有点不耐烦了，我说：“老实与否你们管不着。”我正视一下在旁边坐的大队干部，说：“这才是管我的人，要时间长的话我回去吃过饭再说吧。”
到此他们就不那么摆架子了，而是直接问：“1954年你去过南京吗？”他们这一发问问题就明朗了，在我初中毕业时南京工兵学校招生，学校党团组织推荐了十几名毕业级的同学去了南京工兵学校。其中有我很要好的两位同学张干元和方谅忱。1954年我送我亲祖母到杭州大叔处，回来路过南京就下车到工兵学校找他们玩。就是到过一次南京，问题明显了。我就接话说：“不但到过南京，还去工兵学校找过同学。”他们也不绕弯了，问：“你认识方谅忱么？”我说不但认识还是要好的同学。
他们让我写一下去工兵学校的经过，他给了我纸笔，我简单写了经过情况，内容大致如下：
下午到工兵学校，巧遇也是同学的王廷祯抱着枪站门岗。这天正好是星期六下午打扫卫生，王廷祯用电话联系好，张干元和方谅忱就出来了，领我到他们招待所登记住下，他们要回去请假明天外出陪我玩。可能是我自己在外面吃的晚饭。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们吃过早饭就陪我先去了中山陵和灵谷寺，中午在市内饭馆吃饭，下午在玄武湖坐船浏览，好像还去了秦淮河。时间不早他们就回校了。军校纪律是较严的，我就去火车站签字坐车回济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