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问方谅忱在学校的情况，我就说这很简单，我和方谅忱不是一个班，是同在学生会工作接近的，他还是校团总支委员。我的印象方是一个政治上进步的青年学生。我写完后说就是这些，南京一别与张干元还通过两次信，方谅忱连信都没通过，他们也没有再问其他，就让我签字按手印结束，看来就是核对我与方谅忱的关系，我想方肯定在受审查后知道张干元是平安的。上世纪90年代，我想办法与张干元弟弟取得了联系，知道张于1985年在沈阳病逝，方到现在也未取得音信。也是一个遗憾。
其实应了一句话：“在那个年代，你想远离政治，政治必然要找你。之所以给我定为“右派分子”就是明证。
返乡务农18年，18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当了18年的人民公社社员，让我体会到了更多的农民生活。那个时期的农民，可以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了多种不公正的待遇，劳改犯口粮还有保障呢，农民谁给保障？我村八个生产队七个吃返销粮，口粮无保障。落实政策后我又成了一名工人，作为工人，我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来也为农民抱不平。比起农民来，工人就是现实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吃着供应粮（80%细粮），有工资，有福利，分配房子。但要说创造了什么财富？很多工厂却是亏损得一塌糊涂，却照常有工资、福利，把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当作榨取资源的对象。这样想来，我不禁对农民感到深深的同情。对陈桂棣、春桃著的《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反映的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和体会，若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的说法，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外加臭老九（知识分子）外，座次再往下排，可能就是农民了。
摘帽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文革”彻底结束，之后陆陆续续有了一些其他冤假错案平反的消息。也很少听到阶级斗争的口号，政治局势也确实松散多了。1978年5月，我听到小道消息说要给“右派分子”摘帽、安置工作。我下放回家这么多年了，虽认为“右派”问题不论多长时间，就是成为历史也总有一天会平反。但有生之年，本已对此早已不抱希望，然而自1958年后，阶级斗争越来越扩大和尖锐，这时不断听说什么“解放思想向前看”、“平反冤假错案”、“右派分子一律摘帽子”等的消息，心里也就萌生了一线希望。
在这之前，我和朋友就议论过，“右派”这个问题，过50年、100年，历史也会给予平反，但这么快就平反是始料不及的，这时的消息正是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于是1978年五六月份，我试探性地给玉门去了封信。信上我没有说平反、摘帽的问题，只说了说退职金的事。我原先的工资是53块钱，接受处分后只有30元生活费，后来退职金就是按30元算的，我试探性地问是不是应该按53元算。
玉门石油管理局给我回信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王道九同志，关于右派分子摘帽问题，根据中央（78）11号文件规定，摘帽工作由本人现时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请你与现所在单位联系。原发退职费是按规定办的，不存在什么问题，关于现时安置工作的问题，中央没有此种精神。
1978年6月14日玉门石油管理局回信
这封回信也没明确告诉我有没有平反的可能，它实际上是封糊涂信。信中所谓“摘帽工作由本人现时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而实际上我的“反右”档案材料没有往地方上转，邹平县委或公安局根本就无我的档案材料，怎么可能摘帽？而且政府和村民也不知道我有“右派帽子”（我有下放干部的证明），只知我在玉门遭遇了一番挫折，具体没有确证。
但这封糊涂信也给了我一些消息与希望，信中称我为“同志”，要是在之前，是绝对不能称“右派”分子为“同志”的。另外我也感觉到了周围的一些变化。党的政策提出要起用社会上有知识有专长的闲散人员。王希昶是1957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是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1978年恢复高考，县委将他调去阅高考试卷。虽然还没“摘帽”一说，但从他参与的工作上来看，这已是个明白无误的前瞻信息了。而且在同一时期，大队贫协主任和本村的联中（小学和初中）校长，找到我让我代初中部课程。我虽有平反的希望，但对于民办教师兴趣不大。而落实政策仍是个悬念，我要不去，别搞成敬酒不吃吃罚酒，只得应承下来。
1978年9月15日，我收到了玉门石油管理局的第二封来信，信中说：“关于你的摘帽问题，我局已去信告知你县摘帽办公室了，具体问题由你与县摘帽办联系。”这证明摘右派帽子是确确实实的事了。落款是“玉门石油管理局摘帽办公室”。收到信后，我没有直接与县里面联系，这时的我还是有一些怀疑的：这件事还不知道办到啥程度呢，像1962年的“右派甄别问题”，很短时间就紧急叫停了，自反右引蛇出洞阴谋（毛泽东语）之后，政策三天两头变，不真见到实底，谁敢相信还在执行过程中？本来按照下放干部对待我，我自找“右派帽子”去呀？谁知道真不真啊？要是不摘的话，那不直接找“帽子”戴吗？我何必自找“帽子”戴呢？
玉门方面第三次来信已经是12月了，信中说：“关于你的安置问题，我们已研究上报甘肃省省委，望你做好思想准备，能否批准，待后来信通知你。你处如有变化，即来信告知我们。”落款是玉门市石油管理局摘帽办。收到这封信后，我心中就有底了，心想：上省委报材料不是随便报的，没有上级的指示精神也不会报。只要报就有九成把握，不过还有一层顾虑是我是“极右”分子。
1978年，玉门石油管理局第二、第三次来信
摘帽
1979年元月，我收到第四次来信。这次的信件内容与前几次不一样，不是手写的，而是打印的，内容是“根据中央（78）11号和55号文件精神，经我局研究决定，将你县位（魏）桥公社东码头大队王道九同志收回安置工作，请通知本人于2月25日前在你地办理本人一切手续来我局报到。”读信时，感觉口吻不对，一看开头称谓，是“中共邹平委员会”，原来，这是给县委的信，装错信封寄给我了。收到这封信，我心里就踏实了。这里边写的“办理一切关系”，主要是指户口、粮食关系。
1979年元月，中共玉门石油管理局委员会政治部寄给中共邹平委员会的信件
趁着学校放寒假，我就向本家兄弟借了辆破自行车（县城离我家25公里），拿着这封信去找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摘帽办公室”是玉门的叫法，别处都叫“落实政策办公室”，后来玉门也改成“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实办”）了。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好，我从头到脚穿的全是土布衣裤、鞋袜。一进办公室，桌明几净，工作人员（全是干部）穿戴都是颜色鲜亮的中山装，有种久违的感觉。他们让座，倒茶，递烟，并称呼我为同志。这二十多年来，我受了多少歧视、多少打击，不愿主动接近陌生人，尤其是党政干部，这时却受到这般礼遇，相比之下，真是感觉从地狱步入人间了。我县的“右派”分子不到一百个，每个人都登记在册，包括姓名、住址等。我说明情况后，负责招待的同志说：“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你的问题先找找××主任，他在招待所住着，找他谈谈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