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的艰苦生活
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965年9月，空军学院除了少数留守人员外，全部来到河南三门峡搞“四清”。
我去的村子一共只有7户人家，村子很穷，大部分村民都住在窑洞里，只有两户人家有砖瓦房子住，村民们照顾我，将其中一间房子腾出来给我住。可就是这“高规格”的房子条件也没有多好，晚上老鼠“噌”的一声就从身上跳过去了。因为贫穷，老百姓只能吃“糊涂粥”——就是把各种杂粮磨成粉，和好后切成很宽的面条，然后放在锅里煮，期间还要抓一把玉米面撒到锅里搅和，弄好后连汤带面一起吃，连口咸菜都没有。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我依然觉得那是我人生中相当艰苦的一段日子。
我在村里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调查，翻翻村子的账本，看看各笔开销是不是对得上账，不过村里的会计是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这类的调查花不了太多时间，其他时候空闲下来，我还会跟着老百姓到地里干点活，劳动强度没有多大，不过却能加深彼此的感情。
如此一直到了1965年年底，“四清运动”结束，我跟随学校大部队一同返京，回家过春节。
“文革”风暴
“四清运动”结束后不久，“文革”开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我们开始学习文件。紧接着6月1日，毛主席称誉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6人于1966年5月25日撰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在《文化革命简报》中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就此，全国掀起了以“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最初学习《五一六通知》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政治运动，后来开始写大字报，我心里仍想着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肯定是对党有益的事情，应该认真对待，积极参加。
慢慢地，群众之间开始成立各种组织。众人观点不一致很正常，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在不知不觉中，这种对立观点的辩论上升到了各群众组织间的“派仗”，甚至频繁发生流血事件，我开始察觉事情似乎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不久，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联。此时，我们空军学院也和观点一致的西安空军工程学院串联在了一起，互相派人学习、交流。社会上已经完全处于一种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的状态，所有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写大字报，参加大辩论。
“五一三事件”
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是吴法宪，“文革”结束后他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而在当时，空军学院里保吴法宪的“保皇派”和反吴法宪的“造反派”观点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牵扯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在整个社会不可逃避的斗争大趋势下，我站在了“造反派”一边。而一旦人有了派性，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另外一个派别去争、去斗，互相搞大辩论。斗争最严重时两派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每个人都争红了眼，像失去理智的疯子。
其间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很深。空军学院里保吴法宪的“保皇派”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大会，“造反派”前去冲击会场，两边人马就此打了起来，因事件发生当天是5月13日，此事又被称为“五一三事件”。事后林彪开大会表态支持“保皇派”，这就令“保皇派”更加名正言顺起来，之后不仅是空军系统，还有其他单位观点一致的组织都串联了起来。而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造反派”倒也没有示弱，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斗争。不过到底失了气势，在后来的文斗、武斗当中，我支持的这一派明显处于劣势。大喇叭白天黑夜地广播，搅得我们不得安宁，一些支持者陆续退出，最后整个组织被压垮，就自动解散了。组织解散后，“保皇派”的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批斗我们这个组织的头儿，在办公室里开大会，组织一帮人来批判他们，但还没有到运动后期游街、戴高帽的程度。
而我则在支持的组织解散后无所事事，成了一个“逍遥派”。过了一阵，原来我们这派的人又想要把组织恢复起来。因为原来的带头人已经被批臭了，要另选他人，一些人见没人跟我算账便推举我出来主持工作。我开始是拒绝的，但耐不住他人几番说请，最后当了个挂名领头人，具体事务还是其他人主持。和我熟识的一些人对此都感到很诧异，不明白我这个一向性格温和、老实的人怎么挑头做起了这种事。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接手了就只能坚持下去，我一直撑到组织被再次斗垮。在这个被压垮的过程当中，我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虽说是挂名不理实事，但具体到挨批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要清算到我头上，后期我时常要参加批判会，接受胜利一方的批判。
下放“五七干校”
1969年8月，在派性斗争中失败的我接连遭受批判，最终被下放到空军在嫩江的“五七干校”。在去“五七干校”之前，我向学校申请先回一趟山东老家，四处看看，也让自己放松放松，要求获得了组织上的批准。从老家回来后，我直接从天津转车到了嫩江。
刚下放时，我独自一人去了“五七干校”，家属都是后来才跟过去的。和我同批下放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甚至有些人都做好了在嫩江待一辈子的打算。
9月，妻子带5个孩子从北京到嫩江，一路非常辛苦。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被批斗、下放，在北京的妻儿也受到了牵连。被强硬告知要立即随行下放到东北的妻子，只能用她瘦削的肩膀承担起全家的重担。当时家中孩子最大的只有七八岁，最小的不到1岁，完全帮不上忙。妻子只能白天工作，接受批斗，交待思想；晚上再忙着收拾家中细软，购置冬装（东北天气寒冷）。在这身心的双重打击下，妻子终于不堪重负，急火攻心，患上了脑溢血。可尽管如此，我的妻儿仍没有获得应有的体谅和宽待。卫生队的人甚至为了不影响家属下放（被下放的不只我们一家）的行程，还不惜为妻子注射最好的镇定药剂，以期让她尽快站立起来。但及至出发前，妻子仍然半身不遂，是靠人抱起来硬拖上火车的，家中行李倒是多亏了好心的邻居帮忙整理。而此时，我在嫩江火车站看到的就是被“扫地出门”的妻儿狼狈一行人（妻子到嫩江后渐渐放宽心，脑溢血也不治而愈，可以下路行走了）。
再说我们这些先行下放的劳动力知道家属们要来，就用木头给他们现搭了大通铺居住。妻子到后，带着孩子们住在嫩江县城。住的房子原来是一个劳改犯的医院，卫生条件差，环境比较恶劣，但也只能这么坚持。而我们这些下放人员则住在离县城七八十里远的农场。第一天把妻儿接来之后我就得回去再劳动，一年也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能与妻儿见上一面，平时根本没有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