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钢琴水平在烟台、青岛这一带鼎鼎有名，当时他们管我母亲叫“于先生”，文化知识圈一提于先生，都知道是谁。父亲考古所有一个叫安志敏的老考古专家，他们两口子也是烟台人，一见我母亲就说：“原来您就是于先生，久仰大名。”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小的时候住在烟台，她的母亲是法国人，与我母亲相识于教会，何鲁丽弹钢琴就是我母亲教的。后来何鲁丽的回忆录还写到，他们家里请当时最好的教师来教授他们音乐和钢琴，我父亲一看就说：“这‘最好的音乐教师’就是你母亲。”这时我才知道母亲有多厉害，她自己特别谦虚，从来不跟我说这些事。
母亲受教会中修女的影响特别深，她的思想不古板，可以接受新事物，但是又不是那种激进的，而是像修女一样温婉、贤淑。母亲直到工作都在教会的女中，因此有许多修女朋友，清末在山东省曾任道台的梁某家的小姐——梁修女，还有沈修女、汪修女，她们都是富家女，为了“情”所伤而避世当了修女。母亲在烟台、青岛一带文化圈里很出名，是漂亮的“于先生”，但受修女朋友的影响，所以一直对“情”敬而远之，哥哥、弟弟的同学和许多富家子弟都来提亲，但母亲认为他们浮夸，没有内涵，所以一一拒绝，外祖父母对此也无可奈何。
与父亲剪不断的情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二舅于科臣当了八路军，出于对战事的敏感，他通知我外祖父说：“你们赶紧离开烟台吧，如果不走，日本鬼子就要来了。”
于是外祖父带着我的外祖母、大舅、三舅先行来到了北京，找落脚点。由于母亲和一些女教师被禹城的文昌阁小学聘请做教员，所以她和一些女教师一起往济南那边走，没过多久，我父亲也去了。就是在那里，她开始了与我父亲的故事。
在学校，女教师们不愿意吃食堂的饭，就自己开小灶，父亲闻着香味找来了。开始母亲觉得父亲年纪小，所以拿他当小弟弟看，她不爱理学校的男教师，偏偏允许父亲在这里蹭吃蹭喝，俩人就这样熟络了起来。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母亲对父亲的性格也越加欣赏。他们当时还互相交换日记，我看了一次父亲的日记，其中有一篇好像是说他和我母亲打赌，母亲要是赢了，父亲就要给她一个“银墩”。最后我父亲输了，可是他的钱没我母亲多，所以始终欠着这个“银墩”，总是说：“等我有钱了就给你。”虽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银墩”，但还是觉得这事特别好玩，可以看出当年我父母之间那种单纯的感情。
父亲1945年从日本回到北京，1946年与母亲结婚，组建了幸福的家庭。1947年我母亲生下我，同年我祖母带着我大伯、大伯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来到了北京，说是伺候我母亲坐月子。
这么一大家子人来了之后，母亲给他们在达王府租了房子。但是由于成长背景不同，母亲跟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有些不一样。有一次她给大家熬了腊八粥，放了各种各样的干果和豆类，结果我大伯母吃不惯，说：“什么呀？咯咯楞楞的咯牙。”她还是喜欢吃棒子面粥。
祖母他们在北京整整住了一年，所有吃穿用的开销都由我母亲负担，随着我的出生，负担愈加沉重，所以一家人决定我祖母留在北京，大伯一家3口回了抚顺老家。
为了家庭，放弃事业
父亲在考古上进步飞速，很快就脱离专家的指导，独自带队开始了唐墓考古工作。家里有3个孩子，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又要经常出差，所以母亲就辞了她原先在辅仁附小和辅仁女中（母亲原来在辅仁附小和女中当老师）那份待遇优渥的工作，去了考古所，虽然工资不如以前多，但是能空出来时间照顾家。
母亲有资历、有学历，人是出了名的能干，所以考古所让母亲负责整理资料，这个“资料”指的不仅仅是文字资料，还有实物。来一批文物，工人和技术室的人开始固定，我母亲就带着助手整理资料，编码，她动作很快，往往是那边固定工作做好，她这边也整理出来了。
我一直觉得母亲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已经熟悉了考古所的工作流程和经手资料的相关信息。因为母亲会英文和法文，郭沫若做中国科学学院院长的时候，每逢来考古所，总是带着我母亲，外国考古学家来京参观，也指定她做陪同，来宾随便指一个文物，她能立刻准确无误地说出这是哪个年代的、用来做什么的，特别厉害。但是母亲很谦虚，一次，她陪郭沫若和法国考古学家参观博物馆和故宫地库，法国专家问她：“你会法文吗？”母亲用法文回答说：“不会。”郭老很奇怪，轻声问：“你为什么说自己不会法文？”母亲回答：“我只会生活用语，不会考古专业用语，他们有专业翻译。”
母亲之前的工作那么好，她自己又很喜欢，可是为了父亲、为了家，她能毫无怨言地放弃，牺牲自己，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幸而父亲也没有辜负我母亲，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我母亲师从李苦禅，学过画画，透视技巧之类的掌握得很好，父亲画图，母亲还可以给他做高参，画出来的图特别规范。所以我说，即便我母亲不干原来的工作，她在哪都能做出一番成就。
父母的这种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爱情很让人佩服。耳濡目染受他们的影响，我跟我先生从来没吵过架、红过脸。印象中，我母亲和父亲就是那样平静而温暖地走过了婚姻生活。
她和别人不一样
漂 亮
我最初关于母亲的印象就是觉得她比别的小朋友的母亲都漂亮，深眼窝、大眼睛、高鼻梁，每次她送我去幼儿园，我都特别自豪。而且母亲身材苗条，她1.62米的身高，才八十多斤重。
母亲35岁时留影
母亲去考古所之前在辅仁附小和辅仁附中做教员，她在学校有一个同事叫做李素芬，是我的干妈，也是北京有名的“三八红旗手”，直到九十多岁才去世。干妈也是烟台人，所以很了解我母亲。她对我说：“你母亲那会儿可不是一般人，白的时候是一身白。”就是白旗袍、白袜子、白皮鞋，旗袍的衣襟处还要别个白手绢。她若是穿花旗袍，肯定不穿白鞋，要穿一双有颜色的鞋，别一条花手绢。
母亲穿衣服很讲究，她穿西式衣服的时候，就爱穿小西装，剪裁得体，显得人干练精神。母亲进入老年后就不太爱照相了，因为觉得不够美丽，她只愿给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洁 癖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是爱干净而已，没觉得她有洁癖，人家说我母亲的洁癖是让我给“治”好的。
我出生后，家里有保姆和奶妈，但是有些事当母亲的总想自己去做。干妈李素芬就说：“你母亲再有洁癖，有了你这个‘屎孩子’也没有办法，也得照顾你大小便。”
我母亲的床不许任何人坐，要坐只能坐椅子。我们这些孩子一上床，我母亲就说：“下面有凳子，你们为什么不坐？”她特别温柔，从来不大声跟我们说话，也不呵斥我们，对我们总是细心的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