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屈让人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母亲去幼儿园接我回家，捎带着还接了邻居的孩子，叫冯克微。走到我们家的对面，要过马路的时候，一个骑车的人特别猛地撞了过来。情急之下，母亲赶紧抱着冯克微，结果她一点都没受伤，唯独我，那个车把直接杵到我耳朵里了，我侧脸和脖子流的全是血。我母亲当时吓坏了，骑自行车的人一看事情严重，就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然后母亲抱着冯克微，一起去医院。我心里想，这会儿我流着血、受伤，你应该抱着我，让人家的孩子坐自行车啊！
后来我跟她说：“你对冯克微比对我好，那时候车撞过来，你抱着她，都不管我。然后我受伤了，带着我去看病的路上，你还抱着人家。”母亲说：“人家孩子受惊吓了，我替邻居接孩子，哪能让人家孩子受这罪，所以只好咱自己的孩子受罪了。”我母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让着别人。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其实母亲对我们照顾很尽心，那时不像现在有医保，看病全是我父母自费。不管是谁生病了，母亲二话不说，就抱起我们上医院。当时没有出租车什么的，我母亲就在门口叫三轮，所以我记忆中总留着母亲招手叫：“三轮，三轮！”然后就抱起孩子去医院的身影。
母亲从心态上可能受教会的影响比较深，教会的教育就是如果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小时候老受委屈，跟别的小朋友吵架，明明是我对，明明是别人欺负我或者怎么样，可我不能反抗，我一反抗，我母亲就过来给我一巴掌。我说：“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我？”其实好多次我都是冤枉的。不过后来大了，我才理解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母亲总说：“吃屈让人。”她宁可自己受委屈，也要忍让别人。母亲生性温和淡然，从来不会为名利而和别人争执、生气，从来不会去跟人家攀比。
母亲生病时，我妹妹和弟弟都在日本，我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没上班，一天到晚地陪着她。20世纪90年代，尿不湿还没在中国普及，我就买了一些毛巾、纱布和小毛巾为她清理，用完我就拿回家洗干净，蒸煮消毒后再拿去医院。母亲去世之前已经不能动了，连大小便都得人伺候。她在还能说话的时候，略带歉意，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对不起你啊……我实在不愿意麻烦人，但是我真动不了了……”我看着她说：“我是你女儿，您怎么还跟我说这种话？”母亲一直到去世，自己能忍受的就默默忍受，尽管我们是她的孩子，也不愿意麻烦我们。
到最后我看母亲快不行了，才打电话把我妹妹叫来。妹妹来了以后，我俩开始倒班，一个负责白天，一个负责晚上。
教子有方
母亲是大家闺秀，所以她虽然温柔和善，但教育起子女来也有诸多规矩。
她和别人不一样
我母亲是洋派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女性，尤其是后来跟我父亲学了考古和历史，所以在仪态方面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上桌吃饭的时候不许大声喧嚷，只能小声说话。一般吃饭和睡觉的规矩就是：食不言、寝不语。另外，从小母亲就告诉我，女孩子坐的时候要注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双腿并拢。若是穿裙子的话，更需格外谨慎，怎么坐、怎么站都有规矩。受母亲教育的影响，我很少在人家面前翘着二郎腿。她说：“女孩子不要翘着二郎腿，男孩子可以，女孩子不行。”
我小时候的性格特别像个男孩子，所以弟弟妹妹挨说的时候少，我挨说的时候多。考古所原来是黎元洪大总统的花园，里面有假山、荷花池，我没住校，放了学就跟一群小孩一起玩，我们没事就爬山。我跟男孩子一样，一笑起来就是“哈哈哈”，母亲有时就为我头疼，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像野孩子一样。”印象中，母亲老说我像野孩子。
我甚至还去房顶上玩，因为考古所的房子紧挨着假山，一迈腿就上了房顶。我在房顶上一蹦，下面编辑室的人觉得上面打雷了，吓得从屋里出来，看到我在上面就说：“哎呀，你快下来，别摔着。”我还用手插着腰，指着人家说：“你又不是我妈妈，你管得着吗？”结果人家找来了我母亲，说：“你那个大女儿太厉害了。”母亲把我领回家后，我准得挨说。母亲训我也不是特别吓人的那种言词俱厉，就是给我讲道理，说清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我们院里有很多桑树，母亲觉得我们把没洗的桑葚直接放嘴里，不卫生，所以不让吃。我从小就知道我母亲不让我们吃桑葚，所以背着她偷偷吃，回家后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没吃。”但是桑葚掉颜色很重，母亲一看我们舌头、衣服上全是染的紫色，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后来我就聪明了，吃不掉颜色的白桑葚。而且我会爬树，就把桑葚多的枝干直接折下来，扔给下面站着的小朋友，不用手一个一个地摘。
弟弟妹妹上的是中科院幼儿园，是寄宿制学校，周六晚上回家，周一再坐班车回去。像这种周末，如果我父亲不在家的话，母亲就会带我们出去玩。我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去中山公园游玩时照的，那时我已经加入了少先队，和弟弟妹妹一起跪坐在草地上，特别幸福。
我整个童年都生活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自由而快乐。
母亲离世
“文革”期间，母亲除了在家里为父亲担惊受怕外，自己没受什么罪。
考古所的女同志一般五十多岁就退休了，我母亲又比父亲大10岁，所以很早就退休了。虽然母亲“出身不好”，但是在“文革”中她并没有因为这个受到冲击。在街道上，母亲的人缘特别好，从街道主任到邻居，都对她特好。因为我母亲识文断字有文化，所以街道上的大字报全是我母亲写的，此外谁要写什么对联、大标语，全找我母亲，我们家的地上整天堆着写大字报的工具。
1966年，红卫兵开始了“大串联”，不要钱，随便地吃、喝、住，谁不参加啊？母亲把我们家的被子什么的都捐出去了，接待红卫兵。所以在那个街道里面，她是最听话的，街道主任一句话，我母亲马上全都干了。
父亲从干校回来之后的生活还算平静，母亲变着样地给他调理身体，做好吃的。父亲爱吃什么，母亲就做什么。她那么大岁数了，为了父亲，还学着自己做核桃酥，就是拿核桃、花生、糖做的小点心；自己做鸡蛋卷，比街上买的好吃多了。
1990年母亲得了感冒。我本想带她去医院，结果她说：“不用，我在家里吃点药就行了。”等她愿意去医院的时候，输液时又遇上了庸医，一天开了6大瓶点滴，一天一夜才输完了4瓶，只好第二天接着输。我母亲从感冒住院转到肺炎进而心力衰竭离世，不过是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只以为住院输液就好了。
母亲生病之后我原本一直陪在她身边，看着她快不行了，我才把在日本的妹妹叫了回来。
那天，我父亲、我爱人和我妹妹都在，妹妹的爱人在日本，没回来。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就一直看着我。我说：“妈，你累了，闭上眼睛歇会吧。”她转着眼珠看着我父亲，然后挨个又看我妹妹、我老伴，看了一圈，目光落在我父亲身上。然后我妹妹和我父亲拉着她的手说：“休息休息，别太累了。”母亲又看了半天，然后才闭上眼睛睡觉，很快就打起呼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