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战士们已能熟练地掌舵、摇橹、划船，自由航行在大海上了；有的还能识别水情、海情、潮汐，辨别风向、暗礁等，这就为渡海作战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我们深入采访了他们的事迹，先后写出《勇士们变成了舵手》《水手们和“家”》《船工与水手是一家》等通讯报道。
部队经常在海上演练航行的队形。有一次，我随部队在海上训练，那是一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上午，船队向金门方向开去。突然，一架敌机从金门方向飞来，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营长命令大家作好战斗准备，战士们都子弹上膛，当敌机俯冲下来时，战士们一起开火，迫使敌机掉头朝金门方向飞去，战士们欢呼胜利，演习变成了实战，大家都很高兴。我将这个插曲，写成一篇练兵小故事：《敌机配合我们海上演习》。
1950年5月，何沁于金门前线
另外，我们经常奔波于大嶝岛上，进行采访，先后写出《海洋上的侦察兵》《大嶝岛上的哨兵》等通讯，报道活跃在海防前沿的哨兵和侦察兵们的事迹。哨兵们面对金门和大海，不顾风吹浪打、日晒雨淋，日夜警惕地守卫着海防。侦察兵在夜幕掩护下，划着小木船，渡海夜探金门岛，摸清敌人的前沿工事，为我军尔后登陆做准备。他们的事迹都是很感动人的。
从陆地到大嶝岛上要经过一个五里多宽的海沟，这里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时才露出泥沙石子地，可以徒步涉水而过。由于船只很少，我们来往于陆地和大嶝岛之间，基本上是等退潮后徒步涉水而过。战士们来往也是如此。
有一天，31军山炮5连1排接到紧急命令：要他们连夜将一门山炮移到大嶝岛上前沿阵地去，这是一尊日造“四一一式”山炮，重1200多斤，既不能用船载，也不能车拉、马驮，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山炮拆成零件由人扛和抬。即使这样，有的零部件也是很重的，滑板200多斤，可以想像肩负如此重的东西，走在泥沙石和到处是海蛎子壳的水路上，是何等的艰难。但是，我们18个英勇战士，依靠坚强刚毅的意志和毅力，克服种种困难，硬是靠肩扛手抬，把山炮移过海沟，按时架在大嶝岛的前沿阵地上。这一事迹令我们非常感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当即写了《抬着大炮越过海》一文，报道了战士们的英勇事迹。
我们的采访活动是很紧张的，但也是很愉快的，全组同志相处得很团结、很融洽，领导也很民主。有关报道选题、文章写法，以至于文章标题等都经过全组讨论，集思广益，从而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使我们的报道工作有声有色，又尽可能做到准确。例如，有一次报道两个机枪射手开展射击竞赛的故事，文章写成后，对于如何确定标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主张标“一次革命竞赛”，但有同志认为这样标题太一般化，被否定；有的主张标“针尖对麦芒”，但又觉得这样的标题有个人英雄主义味道，也被否定；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标“不分胜负”。关于文章署名问题，我们没有用记者组的名义，大多数是署全体成员的名字，名字的顺序是不断变化的，不执笔的摄影记者也署名，组长王竞的名字大多数情况下署在最后，开始时署全名，如：吴慈生、马格、何沁、王竞。后来，大部分文章署名简化为：格、沁、生、浩、竞，或兵、格、沁、浩、竞，(生或兵即吴慈生简称，浩即摄影记者郭秀浩的简称)等等。现在很难根据署名情况判断出文章是谁执笔的。
何沁和其他记者组的同志们写的部分报道文章
在新华社十兵团分社
当时，我们都是抱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报道敌前练兵的。在采访空暇，我们站在海岸边或大嶝岛上，眺望金门，望着古宁头那个曾经激烈鏖战的地方，想着长眠在那里的战士们，心中很沉重，有说不出的滋味，由此也更感到练兵的重要和迫切，以及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我们还经常利用闲暇时间交流思想和采访心得。有一次，我和吴慈生(吴兵)一同在大嶝岛采访，晚上住在老乡家里，一人一块门板，相对而卧，月光照在屋内，洒在我们身上，我们谈思想、感受，谈过去、未来，东西南北，海阔天空，直到进入梦乡。
1950年6月2 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美国宣布出兵朝鲜，并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10月，中国政府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军任务也有了变化和相应调整。
由于形势、任务的变化，我们记者组也结束敌前练兵报道任务，奉命调回。回报社后，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是到兵团教导大队去采访。在教导大队轮训的干部，主要是各军的连营级干部，少数是团级干部，他们大多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从残酷的战争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在采访的同时，也帮助整理他们的历史档案材料，从中了解到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一些共同特点：出身贫苦，阶级觉悟高，身经百战(有的参加过上百次战斗)，战功累累，受伤少则几次，多则几十次，再就是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文化，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他们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在新形势下，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出路：一是经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军事、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继续在军队中发展；二是复员转业，支援地方。他们的经历使我不由得心生敬佩并不胜感慨，军队和战争真是锻炼人、出干部的大学校、大课堂。
再一件事是，报道和平运动签名。1950年5月14日，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的主持下，北京市举行和平运动签名大会。接着，这一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全国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踊跃签名，十兵团指战员也开展了签名运动。对此，我写了一篇报道，主要根据兵团直属机关的签名情况，推及说十兵团广大指战员都签了名。领导看了稿子后对我说，新闻要特别注意真实性，要有根有据，不能想当然，不能“客里空”(“客里空”原是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一个戏剧人物，因写假新闻而成为假新闻的代名词)。我到宣传部做了核实和改正。这是我在新华分社上的最后一课，懂得了什么叫“客里空”。
不久，十兵团新华分社撤销，有的同志留在《解放前线》报社，有的同志另行分配，我下部队。这年年底，我背起背包，奉命到28军84师作战科报到，接受新的任务，由此我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28军84师司令部作战科
1950年年底，我被调到28军84师工作。在84师，我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在司令部，后在政治部。
1951年，何沁于福建连江84师
1951年，我在师司令部作战科任见习参谋，直到年底。
为什么把我这个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分配到作战科任见习参谋？我想：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参谋人员大部分是从基层的连营干部选拔上来的，有实战经验，但文化程度一般不高，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有的需要进军事院校学习、提高；另一方面，吸收一些有一定文化，但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充实司令机关，在实践中加以培养提高，解放京、沪、杭后，部队吸收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有这个条件。我大概就是后一种人。
应当说，在作战科工作确实有利于较全面地了解部队、熟悉部队生活，对于我这个从没有接触过军事工作的人是有益的。我想即使我将来不能长期做参谋工作，也可以增加我对军队生活的实际体验和素材积累，有利于我将来以军事活动为题材的创作，因此，我很高兴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