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在不声不响中关注着我们，帮助喜爱文学的青年。在陕西时，苏金伞老师就很关注墙报的刊出，他仔细阅读，从中挑选出一些文章，推荐到宝鸡、西安的报刊发表，他本人并不评点文章，只是以这种无声的行动表明他的态度。牛延祉同学的杂文《苍鹰》和我的杂文《夜》是第一批被推荐出去的。我在《夜》中，主要影射当时社会黑暗，到处有陷阱和暗箭，呼吁人们警惕和提防，我用的笔名是“奔人”，谐音是“笨人”，有同学借此同我开玩笑，称我是“林冲夜奔”。
学校迁到开封后，我同他的来往多了一些，经常向他请教文学上的问题。1946年，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刘嫂》，反映农民的苦难，主要描写一个农妇，因家中太穷，缺吃少穿，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就到地主家当佣人，后来她实在受不了地主家的折磨，在大雨滂沱中，愤然离开了地主的家。我把稿子拿给他看，请他提意见。他说：“放在那里吧。”再也没有说什么。过了不久，这篇小说在开封《中国时报》副刊上发表了，笔名是何妨（后来让大儿子去寻找这份当时的旧报纸，但已残缺不全，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篇文章）。他送给我一份清样，其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知道，也有其他同学将自己的诗送给他过目，经过他的推荐，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他就是以这种方式，默默地关心、提挈着文学青年。
《死角》发表之后
我参军后，做过一年记者，会同其他同志写过一些新闻报道（下章详述），也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素材。
1951年，我写了一篇反映战士学文化的短篇小说《死角》，在十兵团《解放前线》上连载，并被1951年4月15日出版的《福建文艺》转载。有的战友看到后，给我写信说：小说在群众语言的运用方面还不错，鼓励我继续写作。
图中左数第八竖行为1951年4月15日《福建文艺》转载的何沁的《死角》
本来，我还有一些写作计划，可是，后来我的工作有很大变动，实现原计划已不可能。我的文学梦也随之终结。
总起来说，我对文学产生兴趣，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众多小说的影响，由爱看小说到自己也想写小说，首先是短篇小说；二是对当时的社会，特别是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有感受，也有看法，总想用文学形式把它表达出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发表那几篇，都是从内心中迸发出来的，我不写，总觉得有个事没有完成。文学梦虽然很短暂，有些想法也没有实现，但它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而有意义的插曲，曾经伴随我很长时间，所以单独记录在这里。
向福建进军
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青年干部训练大队(简称青干大队)于1949年5月在苏州建立，共有六个中队，约八百余人。大队长石平，政委由宣传部长程堃源兼任。不久，严肃任大队长，李革任政委。
我被编入第六队。六队是以原新闻美术队为基础建立的，共约一百三十余人，大部分是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和其他系的学生。大队长为朱梦苇、指导员耿冬生、副队长王琴。我们六队住在一个大资本家的小洋楼里，睡在舞厅内打了蜡的地板上，非常光滑。屋外是一个小花园，环境优美。不过，我们很快换上军装，打上绑腿，过起紧张的军营生活了。解放军象征着革命，是我向往、仰慕已久的。现在自己也穿上黄绿色军装，戴上八一军徽帽，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了，激动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总之，新生活开始了，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那时，上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各队抓紧时间对学员普遍开展入伍教育，学习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重要文章，认清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端正入伍动机。叶飞司令员和兵团组织部长先后给我们作报告，然后大家学习讨论。
上海战役结束后，从6月中旬开始，部队就为南下进军做准备。7月1日，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和福建省主席张鼎丞给全体队员作报告，发出了向南进军、向福建进军的号令。接着，各队都召开了进军福建的誓师动员大会，并进行了实际的行军准备。大家都精简行李，学打背包。背包重量一般在8斤左右，因此许多东西包括书本，都不得不忍痛割爱。有位同志把自己的棉毯一分为二，送给我一半，使我背负着战友的情谊，踏上征途。
1949年7月，南下进军福建途中，穿越浙闽交界的仙霞岭
大约在7月3日，部队从苏州出发，坐船到嘉兴，然后乘火车沿浙赣路前进，于7月5日到达浙江江山，并在此下车，开始徒步行军，翻山越岭，经浙闽边界，进入福建。
部队在到达江山的第二天就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大队领导命令注意防空。但是，部队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仍然士气高昂，行军时歌声不断。
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许多感触的是：部队经过保安，并在这里住了一夜。保安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老家，他家的房子建得非常讲究，三层小洋楼，有地下室，楼梯拐来拐去，像迷宫一样，同周围破旧的民房相比，显得特别突出。附近一个小学，以戴笠的字命名，叫雨农小学，校舍也比较整洁。我站在戴笠家的楼前，思绪翻腾，想了很多。戴笠这个特务头子，心狠手辣，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罪大恶极，虽然他已死去，但是他的罪行还没有彻底清算，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想，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也会得到安慰的。
正因为这里是戴笠的老窝，所以特务、土匪特别多，领导命令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过了保安、峡口，就开始进入浙江和福建交界的山区，首先要翻越海拔一千多米的仙霞岭。这里，树木葱茏、竹林茂密，山路陡峭、崎岖，非常难走，加上天气炎热，同志们都汗流浃背，这对于没有经过艰苦生活锻炼的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但是，大家的情绪高涨，互相鼓舞，互相帮助，男同志抢着替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背背包；歌声、口号声、竹板声、谈笑声在山林中此起彼伏。有的同志脚上打了泡，仍然一瘸一跛地坚持着前进。大队领导干部也忽前忽后，忙着做思想鼓动工作。
这期间，我也帮助一个女同志爬山越岭。大概是吃不了苦的原因，后来这个女同志和她的男朋友一起中途不辞而别了。其实，过了枫岭关，进入福建，道路就好走多了。当然，困难还是不少的。
我是不怕行军走路的，但有两点我不习惯：一是蚊子太多，晚上休息不好；二是缺少菜吃，经常吃的就是两样菜，盐水煮干竹笋和空心菜，有时拉肚子。但我也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大米饭和菜吃已是不错的了，因此我并没有感到生活怎样艰苦。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7月20日左右到达水吉。这时，福州还没有解放。上级命令我们在此进行休整学习，待命。我们进行了行军总结评比，同时学习了中国革命问题、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为继续进军作好思想准备。
8月17日，继续前进，于19日到达建瓯后，又停下来待命。这时，部队病员比较多，听说有一个战友因鼻窦癌逝世，“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扼腕叹息。这时，我也病了，发了几天高烧，许多战友看望我、照顾我，令我十分感动。特别是二队的曹寿淦同志把他节省下来的津贴2毛钱送给我，要我买营养品吃。我十分感动。我当然舍不得花，于是请老曹在票子上签名，写上日期，我又写上“阶级友爱”四个字，长期保存，以作留念。可惜“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