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我离开84师先到华东军区干部部报到，8月到北京，由军委总政治部统一介绍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9月开学。
在离开84师的时候，我曾向党组织表示，希望把我的表现介绍给新的单位，因为，我在1949年已提出入党申请，后来，我工作调动频繁，加上其他原因(1951年年初开始整党，停止发展党员)，入党问题始终没能解决。我希望新单位能对我的表现有全面了解，以便及时解决我的组织问题。据说，司令部党支部写了材料，转给了人民大学。1954年，我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入党。
在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
1953年是我人生历程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的一年，它决定了我后大半生所走的道路。
1954年，何沁在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时的留影
1953年9月，由军委总政治部选送，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班学习，学制2年。学习期间，保留军籍，待遇不变，经费由军委总政治部供给，毕业后仍回部队原单位工作。这一届和我同时从部队来学习的，有到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等班的。到中国革命史班学习的有十余人，他们分别来自陆、海、空三军的政工人员。来自海军的有陆尔铭、朱蒸等，来自空军的有李秉彝等，其他都是来自陆军。
1954年，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班解放军学员留影（前排右二为何沁）
本届中国革命史班同学，还有来自高等院校的中国革命史进修教师或即将担任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师，加上军队来的，共六十余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济济一堂，学习讨论，本身就是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既有解放区的传统，又学习苏联的经验。马列主义研究班也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创办的，以讲授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经验为主，主要任务是培训马列主义理论人才和教师。因此，在当时这种设置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所独有的，它实际上担负着为全国高校输送、培训政治课师资的任务。因此，来此学习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马研班本组合影（后排右一为何沁）
两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充实的，也是愉快的。两年中，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部分，学习了中国近代史，着重学习了中国革命史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史，从而奠定了我的理论和专业基础。
稍有遗憾的是：我开始还选学了俄语，在学了4个月之后，为了集中精力学好专业课，我半途而废，把它放弃了。还有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在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的学习，竟是改变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何干之是我们班中国革命史课的主讲老师，他的严谨的教学作风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张腾霄是马列主义研究班的主任。陆迅和许植是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做行政和党务工作的，他（她）们勤恳朴实、平易近人的作风，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转业留校任教
1955年毕业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经军委总政治部同意，从部队来的学员中挑选五人留校任教，我是其中之一，陆尔铭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来在联共党史班，后来才转到中共党史系来。把我留下来任教，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自认为，无论就资历、学历等方面的条件，我不是拔尖的，属于一般，为什么要留我，是谁的主意和决定，我就不得而知了。
地方院校为军队培训干部，是地方支援军队。据我所知，新中国初期那几年，中国人民大学为军队培训了不少干部，为支援军队做出了贡献，因此，留下几个人无可非议，而军队输送干部给地方，又是军队支援地方，也是应当的。因此，全面考虑，留在人大，事关大局，也是组织决定。虽然军队即将开始实行军衔制，我也不愿意这时离开部队，但组织决定必须服从。那时，也无所谓征求本人意见这回事，再说我的原单位远在福建,没有人替我说话，摆在我面前的是“华山一条路”。由此，我也就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开始了大学的教学生涯。
这时，我也不再想部队和文学写作的事了，一心一意地考虑如何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向老教师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理论水平，潜心钻研党史，搞好教学，提高业务水平，这是我新时期面临的主要课题。
1955年，何沁在人大马研班时和本班同学钱月香（毕业后结婚）合影
教学工作
我的大学工作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5—197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1971—1977年在北京大学，1978—1998年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由于自1957年到1977年间，政治运动不断，正常的教学秩序经常被打乱，教学和科研活动受到极大干扰，时间得不到充分保证，学术研究自然要受到影响。我在北京大学几年又主要是搞宣传工作，基本上脱离了教学和科研。1978年人大复校后，教学秩序逐步转向正常，科研活动也普遍开展起来，成果也多了，但是，这个时间也没有持续多久，我的大部分精力又陷入行政工作，后来又病倒。总的来看，不管经历怎样的曲折，受到什么干扰，从学校来说，教学和科研始终是一个教师的主要职责，我也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和可能搞好这方面的工作，力求有所建树。所以，我在这里首先集中回顾一下我这方面的情况，我的主要业绩。
自从1955年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以后，我就摈弃其他想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我努力学习和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不断提高我的专业和学术水平。
应当说，我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工作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共党史系，有何干之、胡华这样的名师，有一支优秀的教师梯队，设有本科、研究班、进修班各种班次，担负着向全国高校输送和培训中共党史教师的任务；还接收大批外国留学生、进修生，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在全国影响很大。这些，对于我这个新兵来说，不仅是艰巨的任务，也是责任、动力，更是一种挑战。我很快投入教学工作。
就我承担过的教学工作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讲授公共课和本系专业课。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是教学任务也很繁重，那时，中共党史是四门政治理论课之一，各系学生都是必须学习的，讲课任务都由中共党史教研室承担。和其他教师一样，我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在法律、贸易、统计、新闻等系以及本系本科和进修班上课。虽然很紧张、很累，但收获也很大。俗话说“挑担子的走得快”，两三年内，我已把中共党史从头到尾讲了四五遍，熟悉了内容，积累了经验，这就为进一步重点深入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下了基础。1959年以后，我主要在本系本科和研究生班、进修班讲专题课，同时我先后在几个研究生班担任班主任。
1959年，何沁在备课
研究班1962年毕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