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四至七依次为第二系主任翟良超、副校长聂真、副校长胡锡奎、系主任何干之，右一为何沁）
第二，开设武装斗争问题新课程和专题课。
20世纪50年代末，系里为了开拓课程建设新领域，加强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研究，新开设了中国工人运动史、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毛泽东军事思想）等课程，当时，这都是一些创新课程，在高校尚无先例。
为了适应课程建设，相应成立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中国工人运动史教研室、党的建设教研室和武装斗争课题组。我负责武装斗争课程的建设，课题组开始有三个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从军队来的，讲授和研究武装斗争问题，顺理成章，义不容辞。当时研究武装斗争问题确实困难重重，白手起家，缺乏必要的资料，因而不容易出成果，几乎没有人愿意搞这个课题；但我觉得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三大法宝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个课题对于学科建设十分必要，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来，而且要出成果。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时间代价。
在没有现成的东西可资借鉴，又没有必要的资料的情况下，我只能到军事院校取经。1962年，我曾拿着胡锡奎副校长给陈伯钧院长的信到高等军事学院取经，教育长解方（他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谈判代表）接见了我。经洽谈，他们答应派人来讲课。后来，战略教研室的同志来我们系讲几次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典型战例分析。1963年，胡华去军事科学院作学术报告，段榜远（胡华助手）和我也陪同前往。会后，我向军科院的同志提出学术交流问题，他们表示认同。由此，我和军事科学院的资料室建立了联系，但他们也只是给我提供一些一般性的资料，对深入研究武装斗争和课程建设意义不大。此后，我也多次到中央档案馆联系，他们也不向我们开放有关的档案资料。
教学工作
在上述情况下，开设有关军事方面的新课，只能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依据现有条件，尽可能地收集资料，然后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以及掌握的材料和认识，先列出提纲、搭起框架，逐步形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课程体系。根据这个体系，我先后在本科及研究班专题讲授，并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与此同时，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解放战争初期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讲授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作战方针的体会》《大革命时期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得失与南昌起义的爆发》等文章。后来根据高校课程设置特点，为了有所侧重并避免重复，改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着重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发展历程、遇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及其经验教训等，这是研究武装斗争的一个新视角，既能扬长避短，有助于对党史的深入研究，又避免重复，效果比较好。除讲专题课外，后来，我还以此为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进一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1985年，何沁与硕士生合影
第三，给外国留学生讲授中国革命经验。
1965年，何沁（后排左一）与马里讲师代表团参观毛主席韶山旧居合影（后排右二为汪永祥）
1965年，率马里讲师代表团访问延安留影
1965年，我首先给马里讲师代表团（其中有议员和外交秘书）讲授中国革命基本经验，先后约半年时间。上级有关部门，学校和系里领导都很重视，外交部派来法语翻译，系主任何干之亲自过问，并派王淇帮我写大部分讲稿。因为时间紧，边讲边写来不及，讲稿还要经领导审定。代表团住在友谊宾馆，我也是到那里上课，并经常和他们座谈，尽量使他们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其间，还和哲学系的汪永祥同志带领他们到湖南、江西、陕北等革命根据地参观。各地教育部门都很重视，并热情接待我们。总的来说，收到比较好的效果。结业后，有个别学员要求留在中国继续学习，未获准。
1965年，何沁带领马里讲师代表团参观时摄于延安大礼堂
1984年，给日本进修生、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佐木理臣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期间佐佐木理臣由我的研究生杨江华陪同到革命根据地参观。
1984年，何沁（右）与日本进修生佐佐木理臣合影
第四，适应新形势，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文革”以后，许多有关国家建设和改革问题急待深入展开研究，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建设，被提上日程。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成立了当代中国史研究所，我曾多次参加邓力群主持的有关研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会议。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也多次组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若干历史经验的研讨会，我也都参加了。同时，我也开始积累这方面的材料并着手写专题讲稿。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形势发展和课程建设的需要，由系里决定，我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当代史新课程，随后招收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1996年，何沁（前排右二）、陈明显教授（前排左二）与博士生（后排）合影
科研、编著
教学和科研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教学的深入和提高，或开设新课，都必需开展科学研究；有的课程则是研究的成果，先写成教材，再讲课。我的科研和编著情况，按时间顺序叙述如下。
1966年，何沁与王淇合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经验简介》
一、20世纪60年代初，我参加了北京市委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编写工作。这本书由几个高校的党史教师参加，是集体创作，我只参加了部分工作。
二、1966年以党史教研室的名义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经验简介》。此书由王淇和我合写，由我给马里留学生讲授（前述）。此书既是介绍我国革命经验，又是针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而写，分八个专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向社会主义转变、结束语。这是我系第一本供留学生使用的教材，可惜刚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此书也没有进一步修订的机会，就被搁置，打入冷宫。如果根据教学情况再修订、充实一下，就是一本很实用的、有价值的书，填补这方面教材的空白。
三、主持编写三门政治理论课教材。
1973年，何沁（中）在北大主持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工作，右一为工人师傅王殿臣
1973年，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奉命组织北京12所高等院校的有关教师，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三门政治理论课教材。经过2年的努力，《哲学》《政治经济学》于1975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中共党史》印了送审稿，北京大学试用（第十章中有较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