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开始，父亲肩挑山货往来于界首、驻马店、汉口等地，做小本生意，用辛劳之汗水换取绵薄之利。这样，经过几年的积铢累寸，有了点积蓄，就帮助祖父买下上述宅基地，使全家有个落脚之处，从此得以定居下来。
1938年，父亲为了生意上的方便，同时也为了我和弟弟的安全(那时乡下治安混乱、盗匪横行，我的二弟就被绑架过，我后面还要说到)和上学，在赊旗镇安乐街东头路北张家大院内，租下一明两暗的三间平房，把母亲、弟弟和我接去居住。我们的住处距祖父的住处很近，相隔一条街，彼此之间随时可以互相照顾。虽然分开住，但并没有分家，还是一个大家庭。以后，随着叔叔们相继成婚育子，自立门户，大家庭才渐渐解体。叔叔何殿玉，少年因病致聋，一生未婚，孑然一身。但他心灵手巧，会各种技能，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
1956年，母亲的照片
我的母亲李玉清，1900年生于李乐庄一个贫农家庭，成年后，嫁到周庄村，同我父亲结婚。母亲端庄大方，心地善良，诚恳待人，又干活勤快，因此，不仅受到公公、婆婆的喜爱，也为妯娌们所敬重，亲切地称呼她为“三嫂”。母亲把子女抚养成人之后，于1958年来到北京，照管小孙子。1961年3月8日，突发脑溢血，不幸猝然去世。
我父母共生养四男二女，大女儿早年因病夭折，二女儿远嫁汉口(1959年病逝)，家中还有四个儿子。父母尽心尽力，希望儿子能多受教育，长大成材，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实际上困难重重。虽然如此，儿子们也尽量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力求上进。四兄弟从实际出发，一开始，差不多都选择了相同的道路，即在初中毕业后，都考入了职业学校，这样既可以不要家中负担学费，又能够尽可能地多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充实自己，并便于毕业后就业，找到工作。
我是家中长子，原名何明德，参军时改名何沁，初中毕业后考入全部公费的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详情后面叙述)。
解放初期，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前排左一为何明惠；后排左起：何明珍、何明宽、何明恩）
老二何明宽，1936年2月生。1953年7月初中毕业后考入华北第二工业学校(后改名太原第一机械制造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五四七厂技术科、设计科工作。后来，工作经过多次调动，才稳定下来，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调入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天津公司，先后任综合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并被评定为高级工程师、总公司先进个人，曾多次参加考察团出国考察。1996年2月退休，定居天津。
2001年，二弟何明宽和弟媳苏秀兰在天津家中合影
老三何明恩，1938年5月生。1955年7月初中毕业后考入甘肃临洮农业学校。1958年4月毕业，分配到甘肃平凉关山林区森林经营所工作，是共产党员和林业工程师。退休前，曾先后任新安公社党委书记、平凉地委秘书科长、平凉地区农垦局副局长、平凉地区林业局副局长、平凉地区林业学会理事长等职。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三弟是一个古典诗词爱好者，退休后，专事诗词创作，至今，他已创作诗、词、曲近千首，公开发表四百余首，曾获全国诗词大赛银奖、二、三等奖多次，出版诗词集《林鹤吟草》《粤海吟踪》《夕室散曲》。三弟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平凉崆峒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文学世界》编辑部专栏作家。2008年5月，经有关机构评审，被授予“中国改革开放文艺终身成就奖”。1997年4月退休，现定居甘肃平凉市。
大家庭
2003年，三弟何明恩和弟媳石爱玉合影
老四何明惠，1942年3月生，共产党员。初中毕业后，考入南阳师范学校。1961年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小学校长多年。其间，曾在暴风雪中滚雪沟、趟冰河，护送29名学生平安返家，被教育局树为“学雷锋标兵”，事迹刊登在当时的上海《文汇报》上。1980年经县乡提名、乡人代会选举，曾先后任社旗县城郊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城郊乡副乡长。1989年调入社旗县委党史办，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和助理研究员，参与主编出版了《宛东曙光》等多本社旗县党史资料，1994年被评为河南省先进党史工作者。2004年退休，定居于社旗县城内。
四兄弟先后结婚育子，建立家庭，生活美满，现在都过着安稳的退休生活，颐养天年。实际上，他们都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做一些自己有兴趣又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1975年，何沁返乡时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侄女何芳、父亲、侄子何如；
后排左起：四弟何明惠、二弟何明宽、何沁、四弟媳李秀荣）
五十多年来，我们兄弟四人，天各一方，都忙于家、国事业，一直未能团聚。1975年，我和二弟明宽回家乡看望生病的老父亲，同时也看到了四弟一家和其他一些亲戚，甚为欣慰。遗憾的是老三何明恩因工作离不开，未能回乡相聚。1978年2月23日，老父病逝。我和三弟明恩都因故未能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只有二弟明宽和四弟明惠一家给老父送终。1996年，我已年近古稀，又因脑血栓偏瘫，三个弟弟相约来北京看我。四兄弟相聚北京，畅叙离情，共话沧桑，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四兄弟及两妯娌在人大校园里第一次留下了合影，以为纪念。老三何明恩展现出他的诗词才华，为此次相聚，赋七言诗一首，并撰嵌名对联一副，诗、联咏出了同胞手足五十多年难得一聚的殷切情怀。
联云：江河德宽厚 日月恩惠深
诗曰：流年半纪一条河，圆缺阴晴岁月波。
燕赵风云镌国史，津沽曲水荡船歌。
陇原松劲岑峰绿，豫苑山藏圭玉多。
难得京都终聚首，万千思绪赋吟哦。
1996年，四兄弟北京相聚时的留影
（后排右起，何沁、二弟何明宽、三弟何明恩、四弟何明惠；
前排右起：妻子钱月香、四弟媳李秀荣）
破庙里的私塾
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把我送到私塾里就读，接受启蒙教育。应当说，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虽然已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之风早已吹遍全国，城市里早已办起了洋学堂(正规学校)，教学语言不再是文言文，而是白话文；教学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语文、算术、自然等课程。但是，尊孔读经的现象和私塾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学堂很少，这里的孩子要读书，主要途径还是各种形式的乡间私塾。
我们村就是这样的地方，贫穷落后和闭塞，人们的肚子还填不饱，哪顾得上读书受教育，所以文盲很多。再者说，距我们村几里路的赊旗镇(现为县城)才有一所初级中学和两所小学，乡下的孩子到那里上学，困难重重。所以，周围农村的孩子能读上书的，基本上是靠民间办的私塾。因此，那时在我们乡下，私塾还比较盛行。应当说，农民家的孩子有个私塾就读，学点文化，认识几个字，也算是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