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汤”，就是汤恩伯，是兵灾。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后，步步高升，当上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拥有五个集团军约40万人，以河南叶县(距我们县100多里路)为其大本营，以安徽临泉、界首及郑州等战略要地为其前进基地，号称“中原王”。汤恩伯在河南拥兵自重，消极抗战，但却以抗战为旗号，千方百计向河南及周边四省人民抓丁、拉夫、征粮、要饷，收罗游杂部队和流氓、地痞、地主武装，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并征工征料、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和灾难。不用说，40万人的军粮全部加在人民头上，老百姓已经难以承受；再加上任意扩编部队，以及各级军官贪污搜刮、横征暴敛、层层加码，更使人民不堪重负，难以生活下去。所以，汤恩伯成为河南“四荒”之一，也可以说是四大灾害之首。汤恩伯的罪恶，河南老百姓都身有感受，所以，妇孺皆知，连我这小孩子也能说上几条。
“水、旱、蝗、汤”的苦难岁月
1944年，汤恩伯军在日军进攻面前狼狈溃逃，丢失大批国土。不少溃军被愤怒的豫西老百姓缴械。
以上是我看到和听到的在那段时间内家乡人民所受的天灾人祸的一角。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缺吃少喝，逃荒要饭，卖儿卖女，饿殍遍野。当然，这些社会现象，1941年以前已经程度不同地存在了，后来，“四荒”使其雪上加霜，更加深重了。
在“四荒”下艰难生存
我童年在周庄村读私塾时，家境就很拮据，捉襟见肘，吃的是“半年红薯半年粱(带皮的高粱磨成的面)”，有时，连这些也吃不上，特别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红薯也吃完了，这时候只能喝稀的(一种杂面糊糊，当地发音为“糊涂”)，凑凑合合过日子。平时吃菜很少，主要是蒜汁、辣椒和干萝卜叶、红薯叶、芝麻叶(芝麻叶算是好东西了，它有油性，很香，我很喜欢吃，后来离开农村很久，我还想念芝麻叶面条)。当时，穷苦农民的生活大致如此，当然，也有比这更差，连糊涂也喝不上的。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那时吃晚饭，男人们一般都是端着饭碗在外面吃，边吃边聊天，所以谁吃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农民一般是“糊涂”和窝窝头，我也经常是一碗“糊涂”，或一块高粱面窝窝头，上面抹一点蒜汁，然而，常和我在一起吃饭的周家小孩(地主儿子)却吃的是花卷、炒绿豆芽。那时，我心里很不平衡，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吃上花卷、炒绿豆芽啊！再一件是：有一个孩子叫他爸爸回家吃饭，爸爸问：“什么饭?”孩子答：“糊涂！”爸爸听后很不高兴，回家告诉儿子：“下次再问你吃什么饭，你就说‘火锅’。”第二天，孩子又去叫爸爸吃饭，爸爸问：“什么饭?”孩子答：“火锅!”爸爸听后很高兴，就又问一句：“火锅里装的什么?”儿子答：“糊涂!”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是到了1941年以后，喝杂面糊糊(糊涂)也很困难了。
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旱灾最严重的时候，以至于有的人吃观音土充饥。我没有吃过观音土，但我经常吃茅草根儿。茅草根儿是甜的，嚼一嚼然后把渣子吐出来，当时就吃这种东西。但是茅草根很快也都被大家挖光了，榆树叶子、槐树叶子、榆树皮等等，这些都算是好东西，也都被吃光了。我们那里产芝麻，芝麻榨过油以后的渣子就叫芝麻饼。那些日子，我们家也经常没有吃的，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不知父亲从哪里弄来一些芝麻饼，我们就在火上烤烤吃，第一口还有点焦香味，还能吃，再吃就吃不下去了，难以下咽，关键是吃下去也拉不出屎来。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吃的充饥，就比饿肚子强，饼渣怎么也比观音土强。
我们那一带一直是吃四川运来的盐，很少有海盐，但是由于战争导致交通的阻断，食盐紧缺。当时的土墙上会有一些硝，我们就把那种硝土熬一熬，熬出一种被我们叫做“硝盐”的东西。这种“硝盐”就是稍微有点儿咸味儿，但是很苦。即使是吃硝盐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很长时间根本就没有盐吃。
那些年，社会上已很不安定，抢劫的、打黑枪的、绑票的，时常发生，所以在农村，天黑下来后家家关门闭户。不少人家千方百计购买枪支以保家自卫。还有些人是土匪的帮凶，他们借着土匪绑票的事情勒索一些钱财，也不管你的家庭怎么样，凡是可欺负的对象他都会绑架。大约在1938年年初，我刚2岁、活泼可爱的二弟明宽，被土匪绑架了。我弟弟一两岁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头发有点儿像自来卷，用现代话来讲叫做“凤头”，当时有这样的发型是很时髦的。但我弟弟的“凤头”是天生的，头发自然地往上翘，所以周围的邻居都很喜欢他，我奶奶和我母亲、婶婶都很高兴，视为宝贝疙瘩。
这就引起了绑匪的注意，他们认为我弟弟是家里人的掌上明珠，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赎出来，有一天晚上，土匪就把我弟弟绑走了。土匪住在离我们村西北大概有八九十里路的地方，他们通过别人给我们透信儿，借机向我们勒索钱财。后来，我们听说就是旁边那家地主干的事儿。这个地主不务正业，赌博、抽大烟，这两件事儿都需要钱，为了弄到钱，他可以不择手段。他家离我们很近，比较了解情况。他知道我父亲已经不种地了，到附近的镇上当学徒，跟生意沾点边儿，比一般农民强一点儿。我们的房子跟地主的房子是紧挨着的，地主家是瓦房，我们家是茅草的土房，中间只隔着一道土墙。土墙有一个豁口，可以爬来爬去，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后来，地主就勾结土匪，借助这个豁口，把我弟弟给抱出去了。
尔后，那家地主勾结土匪跟我们提出了很高的条件，要好多大洋，我们家根本就负担不起，真是雪上加霜，最后经过讨价还价，折腾了半年多，我们东求西借弄到了钱给他，这才把我弟弟赎回来。当时我的弟弟才2岁，很小很可怜，遭绑票后，据说弟弟被扣在一个大笼子里面，他们给他放点儿什么东西凑合吃。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像傻子一样，谁把吃的东西放到他手上他就吃，非常聪明漂亮的一个孩子回来以后变成这样了，全家人都非常难过，大概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他才稍微缓过来一点儿。
在“四荒”下艰难生存
此后每到傍晚，在赊旗镇关城门以前，父亲就把我送到城里同聚粮行过夜，天亮了再回到周庄村。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父亲就下决心一定要在城里租房子。没有过多久，大约在1938年的下半年，父亲就在城内安乐街张家大院租了房子，把母亲、我和弟弟接去居住，从此，我离开了周庄村和私塾，并在赊旗镇上小学。开始几年，由大锅饭到小锅饭，有时还能吃上炒绿豆芽，虽然还是高粱面窝窝头，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所见的灾民惨状
到了1941年至1943年，灾荒特别严重(如前所述)，庄稼没有收成，农民普遍缺吃少喝，以至于吃树叶、树皮、草根、观音土，逃荒要饭的很多，有的卖儿卖女，有的饿死。种种惨象可以写一本灾荒史，我这里不一一细说，我只讲一点亲眼看到、触动最大、印象最深的事。
我家住在安乐街东口，那是个十字路口，天天有商贩在这里卖白面馒头(馍)，那些经硫磺熏过的馒头，非常白、非常诱人。旁边总有一些乞丐在等着，看到有人买馒头就上去抢，抢到手就往馒头上吐唾沫、千方百计弄脏，使别人不能再吃，不管被抢的人怎样对他拳打脚踢，他就是抱住不放，直到被抢的人罢手离开。这个十字路口几乎天天上演这一幕。再有，我经常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上插根草坐在路边，无助地看着行人，她的家人就在不远的地方观望着，据说，这个小孩是要被卖掉的。几天以后，小女孩不见了，是不是被卖掉了，我不知道，但她那无助无望的眼神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过几天，又换了另外的女孩子坐在那里，头上也插着草，说明她也是要被卖掉的，这是十字路口经常上演的又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