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国家多难之秋，继周恩来逝世，7月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朱老总逝世，几乎没有为人们所关注，他静静地走了。但我这个搞党史的，又是研究武装斗争的人，深知朱老总的为人以及他为中国革命、中国军队建设所作的杰出贡献，因此，为他这样的离去而深深地悲伤，我默默地向他致敬，为敬爱的朱老总送行。
7月28日，唐山一带发生7.8级（当时说法）强烈地震，天津、北京都有强烈震感，震中地区损失巨大。我在人大住的宿舍楼，有的已出现裂缝和掉砖、掉瓦现象，大家都搬到小学的操场上去住，纷纷搭起了简易防震棚。随后几天，北大的工作一直围绕着抗震救灾运转。北大组织一个慰问团到唐山去，进行慰问，并了解在丰润县进行地质勘探的地质地理系学生的情况。我也参加了慰问团，我们自己带着帐篷、行军床、炊具、粮、菜等。车队经过玉田后，路两旁倒塌的房子就渐渐多起来，烟囱像拧断的麻花一样，一节一节地倒下来。到了唐山，展现在眼前的是，墙倒屋塌、断垣残壁、遍地瓦砾的惨烈景象，令人受到极大震撼。其实，我们到达唐山时，解放军和当地群众进行大搜救的阶段已经过去，主要道路已经清理出来，只有一些零散的市民还在瓦砾堆中搜寻什么，有的在土堆旁烧纸、哭泣，大概是祭奠亡灵。整个唐山市已在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秩序。我们走访、慰问了当地驻军和一些地方干部、群众，他们讲了许多地震发生时的具体情况和感人故事，特别是有的环卫工人，凌晨正在清扫街道，地震发生了，巨大的闪光和大地的波动使他们产生的第一感受是“原子战争爆发了”。他们的感受和描述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所幸的是，在地震发生那天晚上，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学生住在帐篷里，因此，没有伤亡和损失。在唐山，我们住在帐篷里，仍然天天感受到四五级的余震，目睹耳闻了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创伤和损失，心情深深为之震撼，久久不能平静。
从唐山回来，我就到200号去了。
1976年，何沁摄于北大200号
200号也叫电子仪器厂，相当于系，位于昌平县城西北七八里的一个山坡下。据说，1958年，北大原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分校，从空中俯视，建筑布局就是“北京大学”四个字。可惜，只建成一部分，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于是，工程就停下来了，后来，一直没有机会恢复。现在，这里设电子仪器厂，有计算机、半导体、程序设计三个专业，及其他一些附属机构，有学员、工人、教师以及勤杂人员，主要任务是研制大型计算机，也有一定教学工作。半导体专家黄昆也在这里任职。主要领导是宣传队8341部队的老童，积极热情，敢说敢干，敢于负责。还有一个新提拔的年轻女干部小聂，主要负责政治工作。这里虽然也开展“批邓”运动，但是，大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计算机的研制和教学上，秩序比较正常。
老童和小聂分别向我介绍了全厂的有关情况，并带我到各车间参观。我对他们说：我情况不熟悉，专业不懂行，下来，主要是听、看、学。这样，取得他们的理解，我的行动就比较自由了。后来，每次开会，包括政工会议，我都是听，很少发言，更不随意表态、指手画脚。除了开会外，我就到车间、班组去转转，了解情况，学习有关半导体的知识。
学校围墙外，北边是山坡，遍是柿子树，柿子已经挂满枝头。西边是红薯地，地上已经爬满了枝蔓，一片翠绿，生机盎然。我有空就在山坡上、田边地头散步，空气清新，心旷神怡。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的是，田地里到处有蝈蝈叫。有空时我就到地里捉了许多蝈蝈，采摘一些野生的苍耳（可治鼻炎），准备在星期六下午带回家去。有一次，我坐老童的车回城，半路上，蝈蝈在我的提包里叫起来，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好在老童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没有理睬。
去200号蹲点
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轻松愉快的时候，但时间不长，旋即结束。
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巨星陨落，全民哀悼。我两次随教工和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毛主席遗容。我思绪万千，疑云重重，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这时，理性思考多于悲伤和感情色彩，不同于周总理逝世时，控制不住掉眼泪，在毛主席遗体前我反而没有眼泪，从毛主席一生，到毛主席身后，我思考了许多许多。后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毛主席纪念堂，我参加了几次劳动，主要是擦拭钢筋。参加上述活动后，我仍然回到200号，没有回宣传处。所以，当时“四人帮”搞什么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我都不知内情。
10月8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民欢庆。北京市百余万人举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四个螃蟹，一个母的，三个公的，比喻曾经横行一时的“四人帮”，很有意思。“四人帮”的下场也使我想到《红楼梦》中的两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四人帮”的垮台，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没有过几天，学校领导就叫我结束蹲点回宣传处。
清查工作，三面受火烤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76年12月10日和1977年3月6日、9月23日，先后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并召开会议，动员和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工作。随之，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普遍展开，各单位也开始揭发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适应新形势，北京市委向北大派了联络组；北大领导班子也做了调整，王连龙等人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下来，成为被审查对象。两校大批判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简称）也受审查，人员集中管理，交代揭发问题。
学校党委专门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全校的清查工作，并成立了运动办公室。我在北大虽然负责宣传工作，但大部分时间不在校内，我也从不揽权，凡事由军宣队拍板，因此，和我有牵连的事很少，总的来说，政治上我比较超脱。大概由于这种原因，我也被选进五人领导小组，主要配合党委副书记马石江负责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的清查工作；同时，从各单位抽调一批人员，负责专案的具体工作和“梁效”成员的管理工作。
整个来说，1977年前几个月，重点是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先后开过不少会议，为了查清问题，我和联络组的于同志曾到监狱提问过迟群，到隔离区讯问过谢静宜。后来，重点逐步转向揭发、批判王连龙、魏银秋、李家宽等人以及两校大批判组。我和老于又飞赴上海了解上海市委清查“上海写作组”（即罗思鼎）的情况和经验。
马石江为人忠厚、实在，办事稳妥，不事张扬。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压力小多了（老马原在北大汉中分校任党委书记，刚调回校本部任党委副书记。后来，在我回人大不久，他也离开北大，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工作，开会时见过面，不久去世）。一开始，老马就和我商量，清查工作一定要吸取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要实事求是、注意政策，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准确定性，坚决不搞大轰大嗡。特别是，“梁效”作为舆论班子，主要活动是写文章，制造舆论，因此，清查他们的问题，首先要把他们写的主要文章的来龙去脉、意图搞清楚；同时，也要查清其他活动。对“梁效”成员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除个别头头外，一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这些意见，也向党委作了汇报，并经认可。但实际做起来，困难重重，要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