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北大的8341部队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仅就工作态度说，是无可挑剔的，勤奋肯干，经常夜战。晚上开会前，王连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怎么样？咱们团结起来到明天。”有时，他摸着自己的秃顶说：“看来，我这几根头发要报销给北京大学了！”所以，9点半钟以后的会议有时要开到凌晨两三点钟。
从我1972年上半年的工作日记中，摘取一段可见一斑。如：1月3日晚，常委讨论1972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王连龙作报告。1月5日上午，总支书记会议讨论第一季度工作要点，王发言后，大家讨论。1月5日下午，党委扩大会，讨论工作计划。1月10日上午，研究对反革命纲领（林彪）批判问题。1月14日，文科情况交流会。1月15日下午，传达市委关于开办第二批文件学习班问题。1月17日下午，文科经验交流总结。1月18日上午，讨论总结提纲。1月18日晚，学习座谈会。
按说，我是个教员，也是能熬夜的，开始，不论会议何时结束，我都要骑自行车赶回人大。后来，有时太晚，我回人大休息时间太少、太疲劳，所以，就临时睡在北大六院宣传组的杂物间里。整天陷入会海，休息也要挤时间，当然就谈不上看书了。忙忙碌碌，头脑空空，想起来，又不安，又无奈。
1972年， 何沁与老伴摄于林园九楼
(何沁与老伴在北大工作，仍住在人大林园九楼)
还有，大家经常一起开会熬夜，形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如抽烟。会场经常是烟雾弥漫，所以，经过熏陶，我也逐渐学会抽烟，先是被动抽，继而伸手牌，再是自己买烟，烟瘾由小到大，直到一天两包。再一个习惯是，开完会，一般由机关食堂做夜宵吃，经常是肉丝汤面或混沌。很显然，喝一肚子咸汤马上就睡觉，是不适宜的，特别不利于健康。抽烟，喝咸汤面，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严重的动脉硬化，从而给患心脑血管病埋下隐患。在北大这几年的不良习惯给我造成的后果正是这样的。
这期间，我还办了以下几件事：首先，根据具体情况和群众意见，经领导批准，将分散在系里的中共党史教师集中起来，成立政治课教研室，归宣传处领导，我和党史教研室的萧超然等同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其次，会同李家宽在临湖轩接待外宾，主要是一些日本青年访华团，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革命经验和当前的情况。第三，参加党委听取周培源传达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以及周培源根据总理指示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据传达（打印稿）：周总理说“有障碍要扫除，有钉子要拔掉。”“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周培源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
全力投入“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
1971和1972这两年的工作，除日常事务外，主要是开展“批陈（伯达）整风”和“批林（彪）整风”，特别是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遗毒，这是全党、全国的大事。斗争错综复杂，惊心动魄。虽然斗争主要在上层，但基层也不能置身度外，必须紧跟党中央的部署，了解、学习讨论有关文件，贯彻有关精神，提高觉悟。宣传组的同志，除自己学习外，经常分散到各系去，了解情况，向党委汇报，或写简报，工作十分紧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等人全部摔死。即所谓的“9·13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全国人民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大约在9月15日上午，东语系的军宣队员突然问我：“老何，你发觉这几天北京有什么异常吗？”我一时摸不清头脑，想了想说：“好像这几天天上的飞机少了，西郊机场也没有飞机起降。”他说：“对，发生了大事，这几天，所有飞机停飞。”接着，他把林彪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大致情况告诉我，并兴高采烈地说：“林彪变成焦熘肉片，太妙了！太妙了！”他是8341部队的干部，消息灵通，我相信他的消息是准确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首先，十分震惊。这一事件实在太大了，党的副主席、副统帅，唯一的接班人，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的林彪，一下子成为谋害毛主席、叛党叛国的大罪人，实在令人震惊，一时难以理解。第二，十分庆幸。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林彪，以这种方式，自我暴露，自取灭亡，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结局。这种结局有利于国家保持局势的稳定，这是国家之幸，中国共产党之幸，中国人民之幸。第三，有点后怕。如果林彪实现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打起“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反对×××以“清君侧”的旗号，制造割据，那必将使国家陷于分裂和混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后来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对事件的处理过程，全国意外地平静。
1971年9月17日开始，中共中央逐步向全党发出关于林彪叛逃出国、自取灭亡的通知。随后，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1972年1月13日、7月2日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全党随之开展批林整风。这样，配合批林整风，收集运动进行的情况，编印学习材料，组织专题辅导报告，成为这期间宣传组的主要工作，宣传组十分忙碌。
林彪倒台，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舞台从此平静下来，“你方唱罢我登场”，接着，“四人帮”又跳到前台，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又使中国天空乌云密布。
主持编写政治理论课教材
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我接受了一个任务。1972年年底，北京市委科教组，组织北京市12个高等院校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理论课教材，并委托北大党委领导这一工作。我当时是北大党委宣传处处长，兼管政治理论课。党委就指定我具体负责编写组的工作。名义上政治部主任韦禾挂帅，北京市委科教组由来汉宣负责指导。当时还请几位工人师傅参加编写组，算是“掺沙子”吧，党史组有北京重型机械厂的王殿臣师傅和工艺美术厂的一位女师傅。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有关系和教研室抽调一批骨干教师共三十多人参加。工作地点，由北大党委同北大附中商定，借附中几间教室供编写组作办公用，并在附中食堂吃饭。
1973年，编写组（党史组）部分同志留影（左六为何沁）
1973年4月23日，编写组正式开始工作，到1975年年初，共约2年时间，三门政治课教材都写出了初稿。《哲学》《政治经济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中共党史》印了送审稿，同时首先在北大试用。两年编写工作总体上说是顺利的。
在编写工作开始之初，大约在1973年五六月间，我们首先组织全体编写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调查研究。韦禾率领哲学、政治经济学两个组，去上海、东北等地；我带领党史组到江西、陕西等省的革命根据地。一个多月的参观、调研，有收获，大家比较满意。
1973年，何沁在延安宝塔山下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