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何沁参观江西瑞金留影
在编写过程中，我及时组织编写人员了解当时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法批儒”的情况，听有关的报告，学习有关文件，也适当召开一些批判会和讨论会，并尽量将这些活动同我们的编写工作结合起来。同时，也及时排除外界对编写工作的一些干扰。
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编写工作上，从确定指导思想、草拟大纲、讨论初稿、最后定稿，我都参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我主要是参加讨论、看稿，提出意见。我重点抓了《党史》的编写，从参加修改初稿直到最后统稿、定稿。我还随时将进展情况向市委科教组来汉宣汇报。
由于任务明确、单一，人员又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相互之间没有恩怨瓜葛，老师们也没有那些乌七八糟的派性，因此，虽然此时外界斗争仍然很激烈，我们编写组内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这期间，发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黄帅事件”和“反回潮”等，都没有在编写组内引起什么波澜。有人说，编写组是一个临时“避风港”，事实上，这时没有“世外桃源”，组内也不是完全平静的。不仅内部有人贴出小字报，外部也有人贴编写组的大字报。
在“反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期间，北大有人在校园内写大字报，夸大其词，说我把编写组变成“独立王国”、“封锁批林批孔的消息”等等。开始，我担心编写组受影响，乱起来。实际上，这件事在编写组内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可能许多人并不关心、也不知道这回事。
1974年四五月间，迟群突然要停止编写教材，通知王连龙，要将清华的人撤走，王找到我和韦禾，告诉此事。我说：“编写教材是北京市委的决定，迟群有意见，叫他找吴德。”我将此事告诉市委科教组来汉宣，来说：“暂不管他，工作照常进行，等吴德发话再说。”后来，没有下文，不了了之。1975年年初，我们写出初稿后，有一次，大批判组副组长对我说：“迟群想看看你们。”我说：“他原来要拆台，现在为什么又关心起我们了？”不过，我还是对他说：“欢迎他随时来。”但是，没有等他来，我们就结束了工作，撤走了。
总的来看，相对于外界的风雷激荡来说，我这段工作还算平稳，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也有机会坐下来看一些书，研究了“辽沈战役中的林彪”，并以此为题，在编写组的批林会议上作了发言。
在大兴“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我没有去江西“五七干校”经受锻炼，必须补上这一课，所以编写组的工作一结束，我就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于1975年5月到北京大学设在大兴县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
1975年，何沁（后排右四）在北京大兴干校留影
北大的“五七干校”靠近天堂河劳改农场，是沙土地，水源充足，所以，一年主要种三种作物：稻子、西瓜和大白菜。我在大兴“五七干校”的一年中，经历了这三种作物的种植、管理和收获的全过程，学到了一些种植技术，如：插秧，鉴别西瓜生熟，对大白菜浇水、施肥和储存等。这一年，三种作物都是好收成，特别是大白菜，可以说是空前的大丰收。在我们的精心储存、保管下，第二年三四月间，干校还给北大各个食堂供应鲜嫩的大白菜。
在干校的一年中，还必须到附近的生产队插队劳动1个月，与农民同住同劳动，即：住在农民家中，同农民一起干活，开始在支部书记家，后来在知青食堂吃饭。这是我最艰苦、难熬的一个月。那时正是七八月间，天气比较热，农活主要是在玉米和棉花地中耪地、间苗和给棉花打尖，这些农活不算太难，但是同农民一起劳动，有个比较问题，不能表现太差，所以必须加倍努力。就我的体力和农活技术来讲，我不会拉下太多，但是，由于太热太累，过了3天，我的痔疮就发作了，干起活来，非常难受。我强忍着疼痛，努力跟上老乡的步伐，到了晚上，我用热敷，尽量使肿胀的痔疮消炎、消肿，以利于第二天再战。就这样，我顽强地坚持下来了，没有歇过一次工。另外，通过交谈，我和社员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一个月插队的表现，获得大队支部书记的好评。
1975年到1976年，即我在干校期间，党内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主要是“四人帮”兴风作浪，搞得国家和人民都不安宁。干校领导一再强调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不能“只拉车不看路”，批判“劳动省心论”等等，因此，要躲开政治运动是不可能的。干校先后召开了“批判经验主义”和“批邓”的会议动员大家参加。有时还要回学校参加大会。
在干校最后经历的大事就是周总理逝世和“四五运动”。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巨星陨落，全国人民无限悲痛。这期间，人们一提到周总理，就泪如泉涌；11日，百万群众冒着冬日寒风，肃立十里长街两侧，为周恩来送灵，场面十分悲壮，催人泪下。我们虽然没有能够去送行，但在大兴“五七干校”的气氛也是一样的，大家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总理。我们班的同志要我讲讲周恩来的光辉事迹，我讲了几句，就讲不下去了，大家都是泪流满面，有的泣不成声。我常想，那时，我们的感情为什么难以自制，一提到周总理就想哭？大致有以下因素：①为失去人民的好总理而悲；②为总理受尽病痛的折磨仍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的鞠躬尽瘁精神而恸；③为总理政治上受到的攻击和非难而愤；④为总理逝世前后所受待遇而怨。（周恩来病重期间，一直住在很不起眼的305医院，并在此坚持接见外宾）。⑤为“四人帮”不准悼念周总理的种种无理规定而怒。当然，归根结底是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人格魅力深深为人们所敬佩和爱戴，人们从内心深处热爱人民的好总理。特别是我这个讲中共党史的教师更是如此。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造成人们所说的“天怒人怨”，人怨的集中表现就是“四五运动”的爆发，也就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们在干校不能参加。4月7日，我们从干校回家，路经天安门时，花圈都被收走了，广场空荡荡的，只留下一片肃穆萧瑟气氛，使我心情十分沉重、压抑，黯然无语。花圈收走了，但那些饱含激情的天安门诗篇却留在人们的心里，互相传诵：“五洲峰暗，八亿泪涌”，“万朵白花开，悲痛化巨澜”，“泪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后来逐步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和详情。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史称“四五运动”。
去200号蹲点
1976年5月中，我从干校又回到宣传处。
1976年，摄于北大200号，右二为何沁
当时，“四人帮”正乘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错误处分之机，加紧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北大的活动可见一斑。我回校后的工作日记都有记述。整天陷于会海之中，使我心情十分烦闷，于是，向政治部领导提出，到下面去蹲点，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我说，我已离开学校三年多，很多事情插不上手，需要补补课。领导同意我到200号（即电子仪器厂，保密单位）去，但是，马上要开政工会，可以在暑假以后下去。接着，又发生一些大事，主要是唐山地震，影响了我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