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苦难的，在这想象不到的苦难中，失去生母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缺少母爱的阴暗组成一团黑色的壁，不是阴暗在我心里，而是我在这阴暗之中，时时受着它的挤压和笼罩，无处可去。如今当我看到洋溢着幸福欢笑的孩子，就会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一团阴暗就在这时将我掀翻、碾压！我人生的初始阶段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仿佛渡河的第一步就踩进了深水下的污泥，仿佛雄鸡还未鸣晓就已喑哑了喉咙。我想忘记这失去生母的痛苦，然而它并不脱离于我之外，不是身旁的一滩污水或一捧污泥。它是我人生的起点，是我生命路程的一部分，我并不能与它割裂，它就是我。
但这苦难于我是有好处的。我在逆境中成长，逆境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性格；经历过苦难，苦难就再不能把我击垮！从此以后，我有了不服输的性格，也因此热爱学习，自立自强；失去母亲，缺少母爱，我就更懂得爱的力量，也懂得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这都是童年的经历给予我的宝贵财富。
我要念书——为了上学逃跑
按继母的想法是不愿让我念书的，但我从小就特别愿意念书。我们家是在半农村半城市的地方，农村里不把女人当人看，女人不是受丈夫的气，就是受婆婆的虐待，这些东西我看到很多，他们对女人不是打就是骂。思及自身，我只有一个继母，要是出嫁受了虐待，她也不可能为我撑腰。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我的八姨，她念过书，当了医生，在我们镇上开了一间小诊所，自己独立生活。我看她很自由，也不受任何人欺负。八姨的生活使我无比向往，我一下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念书！
1938年，我6岁的时候开始上学，和哥哥在樊口镇的一个小学里念书。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本鬼子入侵了我的家乡，我们逃到了乡下，我就在农村里念私塾，念《百家姓》《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昔时贤文》等。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回到了镇上。1942年至1944年，回到樊口镇后我在一家私立小学念书。到了1945年，这时的樊口镇有了一所公立小学，叫樊口镇镇立小学，我就去这所学校念小学五年级上学期。这是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所以继母不愿让我去，她说：“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混校不能去。我们家是一个大姓人家，将来容易被人说是败坏门风。”
最终我只好休学回了家。但我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念书，我求她，跟她说：“让我去念书吧！”但是每次她都骂我。这时的我特别痛苦，也不敢反抗，只是哭。
我开始想别的办法。我找到我的同学，叫她说服她父亲——她父亲是我们镇上的一个绅士，很有威信。我想让他来劝说我父亲。虽然乡绅说动了父亲，但是我父亲做不了主，他要听继母的。
读书的信念无比坚定，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一天早上，继母还没有起床，我拿了两件衣裳，偷偷地跑出了家门。继母的嫂子住在黄冈，我叫她姨妈。我跑到她家去，对她说：“姨妈，我想念书。”
姨妈收留了我，这样我就到黄冈镇镇立小学继续学习。我原来念五年级上学期，下学期没有念，到了姨妈这里，就直接念六年级下学期。
1946年放了暑假，我回到樊口，这时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战”阶段，时局比较动荡，继母又不让我念书了。这次她把我反锁在了一个小房间里，不让我出来。我不甘心就这样没有书念，又是一天早上，趁着她还在睡觉的时候，我让嫂子帮我开了门，拿上几件衣服，又“投奔”了我的姨妈。当时黄冈叫黄州，我跟嫂子说：“嫂子，我到黄州姨妈那里去！”这一去就在黄冈县立初中读了三年，一直读到1949年，读到初三上学期。
我之所以去姨妈家是有打算的：一方面，姨妈人好，肯收留我，不会把我送回来；另一方面我不愿白吃白喝，姨妈家虽然在城市，但她只是个贫民，自己生活都有困难，我到了姨妈家，继母就不能不给姨妈粮食和钱，这样我就只是住在她家，并不花她的钱。
但即使这样，上学还是很苦。我有时不在姨妈家吃饭。在学校“搭伙”，八个人就一钵子菜，一人一筷子就见底了，饭也是糙米做的。假设家里有了一两个闲钱，舍得给孩子，又赶上挑担子卖臭豆腐的到了学校，买上一块臭豆腐，那真是极好的享受了。这还是条件好一点的。条件不好的同学从家里背一袋米来，再带一缸子在家炒好的特别咸的咸菜，临上课了就在学校大灶的灶头上煮上一把米，下课了米也熟了，就着咸菜，这就是一顿饭了。这样的吃法常常是一吃就一个星期，甚至一个学期。我在学校搭过伙，个别时候也吃过咸菜就饭。即便是前者，也不能满足我们空空如也的肚子，更不能给正在发育的身体带来多少营养。那时我所企盼的，一个是夹干净菜后剩下的些许菜汤，另一个就是揣着闲钱时碰到卖臭豆腐的小贩。
我对继母的看法
继母对我是有恩的，我现在能理解她对我的支使——那是每一个农村妇女都有的正常的想法；我更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其一，继母陪伴我的老父亲走过了大半生。他们两个人相敬如宾，从来也不红脸，更没有吵过架。继母进门的时候是36岁，那时我父亲40岁出头，之后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有继母的陪伴，父亲愉快地走过了大半生。
其二，我的两个孩子刚出生时都是继母来照顾的，尤其是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有高血压，还要照顾我坐月子，特别不容易。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那是1962年，我30岁，她差不多60岁了。那时吃不上喝不上，她特意在老家给我养了几只鸡，大概有四五只，下了40个鸡蛋——这我记得很清楚。2月份正是最冷的时候，那年还下着雪，她在家把鸡宰了，冻在屋外，从湖北带到北京。坐月子能发2斤肉票，我们舍不得买一般的肉，就买肥油，她喝了一口大油，说了一句：“真舒服呀！”我看见她那样子，我才知道她在家连油都没有，见不着油星儿。在这种情况下，她还给我带了这么多东西。
她这次在北京待了3个月，要做饭，又要带孩子，所有家务事她都包了。尤其是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得了高血压，还伺候我，又是3个月，这多不容易！没有一颗疼爱我的心是做不到的，这令我特别感动。
继母来北京的时候体力已经差了一些，但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和孩子，每天至少做三顿饭，孩子要洗澡，她要帮着给他们穿衣服。我家住在楼上，她下不来楼，我也不敢让她下去，她就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没有出屋。
她嫁到我们家以后曾经生过两个孩子，但由于医疗条件不好都没有活下来。那时候都是由接生婆接生，剪脐带的东西消毒不好，感染了“脐带风”，夭折了。还记得继母不敢看她那奄奄一息的孩子。我胆子大，就拿了个小洗衣盆，在木头盆里面放一些垫子，再把孩子放进去，搁到我床头。我也不害怕，就看着那孩子。他在盆里抽搐了两天，还是没有活过来。
继母对我们兄妹的孩子都特别照顾，尤其疼爱我的侄子——我哥哥的大儿子。这个孩子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他特别优秀——不是一般的优秀，是特别优秀，这也是在她的教育影响下。我的大侄子跟她特别亲，最后继母临死的时候，他还抱着她打强心针。他把整个家庭都承担起来了，照顾弟弟妹妹们。那时候都上山下乡，他就一个一个地想办法，安排他们回城工作，所以弟弟妹妹对他特别尊敬。后来他也当兵了，在部队里表现也挺好，入了党，转业后在鄂城火车站当党委书记，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