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被分配到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地点在王府井菜厂胡同甲3号。单位的负责同志把我派到财务处去工作。我在财务处是在处长身边工作的，处长叫袁屏，是个长征老干部。他有6个孩子，夫人也是长征干部。因为处长的文化水平很低，所以他就把我留在他身边当秘书。那时候做这项工作的人员不叫秘书，而是叫“做秘书性质的工作”，像收发文件、写报告或者跟各大军区联系等。虽然身在财务部门，账目的支出和收入这些工作却不归我管，我的工作是只要处长交代什么事情，我就要马上记下来；处长要我与哪个军区联系，我都要在他交代完后立即联系。各军区打来电话，我都要向他汇报。我特别听话，他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因为听话，我们处长特别喜欢我，他也很关心我的进步。他还经常带我到他家里吃饭，节假日或者星期六晚上，也不跟我多说什么，就是走到我旁边，一拍我肩膀，说：“走，跟我走！”记得他第一次拍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一叫我陪他出去我就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走。
虽然离开了学校，我还是很爱学习。我们的单位在王府井的北面，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在南边，我们在路西，书店在路东。下班没有什么事的时候，我就跑到书店去看书。那个时候买不起书，我就站在店里看，看数、理、化、财会这方面的书。我真的是一分钟也舍不得浪费！那个时候实行供给制，每个月都给我发15元零花钱，我用它们来买生活用品，除了牙刷、牙膏、卫生纸等生活用品以外，我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甚至连一根冰棍都舍不得吃，省下来的钱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就给我的父母寄去。在那里工作还是非常愉快的。
袁处长在政治上也很关心我，我那个时候还是青年团员，他跟我说：“你要进步！”他办事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他的作风和为人，给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对我特别好，不但在政治上、工作上要求很严格，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我少年时在家里很少得到关爱，在这里得到了温暖和爱，所以在这里感觉特别高兴。
1951年，于北京
1952年冬，于北京
考取人大并转业
1953年，大概是五六月份的时候，袁处长来找我谈话，他说部队要搞军事现代化，女同志都要转业，也可以考大学、大专。然后他说到了我：“你可以留在我身边继续工作，你可以不转业。”听到这个消息，我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能够考大学，不高兴的是我要离开部队，离开我的首长。
虽然处长说可以不走，但我知道，我是迟早要走的。军队搞军事现代化，女同志不适合，到了那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要转业。他可以留我不走，但这只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准备报考大学。另外一个女同志，她是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们一起报考了人民大学。
当时为什么报考人大呢？因为其他的学校，像理工大学、清华大学，都需要数理化特别好，而我知道自己的底子并不好：我只念到高二上，还没有念完，等于是高一的水平；高中时又常下乡宣传，没有时间上课，基础就比较差；另外我又工作了几年，学到的知识又忘掉了一些。那个时候的人民大学是向工农兵学员招生的，他们招收的农民、工人不少，也有一些模范、先进人物，他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我考虑到自己的文化底子并不太好，人大正好适合我。
为了培养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兵学员，学校会安排他们先到预备班学习，补完了数、理、化以后再上正式班。但我上到了高二学期，又自己备考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就直接参加了考试。我老伴之前和我同在锦州上军校，因为他爱学习，所以学校把他送到了唐山铁道学院（就是现在的西南交大），在那里补课了一年。他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数理化都参加了补习。当他放暑假回到军事运输司令部时，正好赶上我们要准备考试，领导就决定由他辅导我们。
我考取了工业经济系，另外那个女同学考取了外文系。考取了人大之后，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是那么爱学习，考上大学，对我来说就好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的，不知道有多高兴！我在人大学习是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当时人大就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那是知识的殿堂，是一个神圣而神秘的地方。
在人大的学习生活
1953年，杜斌（图中偏左，半蹲梳辫子者）与人大同学合影
在人大上课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上课的内容我都要先预习，做到心里有数。听课也是，不管到哪里，我总是要坐第一排，注意听课、做笔记、认真复习。我们那时候学习是什么样的呢？熄灯了，躺在被窝里舍不得睡着，总要先将今天讲的课回忆一下，叫做“过电影”。这电影过完，就知道哪个地方还不太清楚、不太会，于是在被窝里拿一个手电筒，照着亮再看一遍，这样才能安心睡觉。因为这样的学习态度，我在班里学习成绩还是比较好的。我那个时候才21岁，和别人比我还是年纪小的，因为他们都是调干，年龄都比较大。
1954年，杜斌（左一）与人大同学合影
我也比较注意锻炼身体。那个时候学校里提倡“劳卫制”，有很多体育项目，规定800米跑步或者其他的，学生必须达到标准。所有的项目我都能达标，有的项目我甚至超标了，比如爬绳、双杠。我爬绳的时候人家说我像猴子，因为我很瘦小，体重也比较轻，一下就能蹿上半米。我还是排球队的队员，我发球非常好，发得有劲，这跟我小时总拎水、洗衣服有关系。
1953年夏，在人大做体育锻炼
留苏预备班
1955年，杜斌（第一排左数第二人，半蹲梳辫子者）在俄语学院与留苏预备部28班同学合影
一天，我们系主任通知我，他推荐我报考留苏预备班。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真是天上掉了个馅饼！系主任主动找上我，令我十分感激！留苏预备班的全名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我们前半年是在城里（老北京城），后半年才搬到城外，并入北京俄语学院，之后又历经变迁，最后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1950年中国曾经派出一批留学生，那是第一批，都是选拔出身好、学习好、政治上过硬的学生。比起他们我简直不算什么：别人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我家是小商人；我的学习也不是数一数二的，在学校也就是前几名。因此我虽然知道留苏很好，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有这种机会。在我看来，能够安排出国的应该是共产党员，而今选上了哪方面都不是最出色的我，实在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进入留苏预备班同样也是要参加考试的，考试大概是在1954年的9月份。经过准备，我终于考取了留苏预备班。我老伴那时在唐山，也报考了留苏预备班，但我们那时没有联系，彼此也不知道这件事。
在留苏预备班实际上就是学习俄文，而且是用强化的训练方法。我那个时候已经快满22岁了，要在一年里从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到听老师用俄文讲课，这是多难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鼓足勇气，下定决心，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下苦工夫，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