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会炸藕夹，北方叫“藕盒子”。除此之外我还会炸丸子、做鱼。我可以把鱼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我父亲甚至可以做鱼席，一桌子全都是鱼，有鱼头、鱼尾巴还有鱼皮，把鱼皮弄下来红烧，好吃，也一点都不浪费。在做鱼丸子的时候，还可以将拌好的肉馅包在鱼丸里，白的鱼肉裹着黄的肉馅，我们叫它“银包金”。我爱模仿，什么都爱学，父亲做饭的时候我就跟在旁边看着，我现在会做饭都是那时学来的。
以前，我们家过年过节时桌子上都要放供品，有鱼有肉还有一些水果等，我就剪个红纸贴在供品上。这也不是跟人学的，就是自己琢磨。我就看着、想着：双喜是对称的，我会写，就应该能剪出来。于是我自己摸索：在红纸上抠几个洞，抠成花瓣的样子，像窗花，再一展开，还真是一个“囍”字。
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家的一个店员在扎灯，我也跟着他学。他绑龙头，这个复杂，我绑不了，我就跟他学着绑金鱼、兔子、风筝。绑灯也不难，把竹皮浸水，泡好之后就软了；有的地方要弯，用灯烤一烤就弯了，再摆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外面糊上红的、绿的、黄的纸，各种动物的形状就出来了。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大人干什么我就跟在后面学，脑袋没少被他们打，没少被他们摸，人家说：“这小机灵鬼。”
刚解放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里挂灯结彩迎接解放军，另外我还在镇上组织妇女扭秧歌、打花棍，我们称之为“花棍操”。所谓“花棍操”，就是把竹子中间掏空，用铁丝串上一些铜钱，两头也各串上一串铜钱，抬脚一踢就响了，然后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起舞。这是在妇联组织下准备欢迎解放军入城的节目，是我组织起来的。
参军
高一时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常到乡下去宣传，参加一些活动，这时候我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不再“死读书”。到了高二上学期，抗美援朝战争骤然打响，国家和党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希望学生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魏巍同志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它的影响下，我毅然决然地背着家里人投笔从戎。
那时湖北省好几个学校都有参军的学生，除了黄高、黄师，还有浠水、孝感以及湖北所有县立高中的高中生，共招收高二以上学历80人。学校把我们这一批参军的学生送到黄冈初中（当时黄中在城里，黄高在城外），于是我们就转移到城里。在城里时天天宰猪，给我们吃大鱼大肉，敲锣打鼓，一盆一盆地送来。在那里吃了两三天，就等着大家一起集合。这几天，我一直都没有给家里人报信，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天，我才托人带了一个口信回家：“我参军了，明天就离开黄冈。”
我家和黄冈隔着长江，要走很远的路，还要坐轮渡。这一下家里就全慌了，所有人都来了，又哭又拉的，就是不让我走，我说：“那我也要走。”奇怪啊，我是一个爱激动、爱流眼泪的人，可那次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一下，我可逃离苦海参加革命了！
回想起来，能够使我圆了我自幼时开始的自立之梦的主要有两个人，他们是我一生中都难以忘记的恩人。一位是我的干爸爸、大伯杜舜清，在我童年得了天花时，他把我接到他家调养。在我上学时，还偷着给我支援钱。但他去世时，我在国外，沒有机会报答。另一位是黄冈的姨妈，她为人善良厚道，为我的学习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但是直到她去世，我也沒有找到机会报答她的恩情。我的干爸爸和姨妈对我帮助都很大，我却没有报答他们二位，这是我非常内疚的。
1951年7月，杜斌（前排右二）在黄冈中学参军时与老师、同学合影
锦州军委军事运输干部学校
离开黄冈我们到了武汉，随后坐轮船到天津，再坐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将我们80人分到锦州军委军事干部学校。在锦州，部队没有为我们另盖校舍，把我们安排在锦州铁路运输学校里，那里的校长也是我们的校长。这所学校很幽静，树也挺多，可以说是绿树成荫，但是设备简陋，校舍全部都是平房，教室里没有暖气，要自己生炉子。
1951年8月1号，我们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正式参军以后继续在学校学习。能够参军，我相当高兴。部队的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我们在军校里要参加军训，军训的重点是抓基础训练，以“列队”和“战术”训练为主。军训的目的是通过训练加快学生向军人的转变，其中要加强作风、纪律建设，改变松懈的现象。学生行动散漫，参加军训就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训练，从而提高组织观念。为什么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熔炉呢？就是这个原因。比如半夜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吹起集合号，这叫“紧急集合”。我是长辫子，因为辫子没盘进帽子里，教官还让我出列。从那以后我就提心吊胆的，睡觉时都把辫子盘在帽子里面。
列队完毕，马上就开始战术训练。战术训练是以“摸、爬、滚、打”为主要内容的，相当艰苦。我们整队完毕，到了另外一个山头，那真是冰天雪地啊，我们就在冰天雪地里匍匐前进，爬上小山包，再滚下去，然后还要打靶。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懂，教官就给我们讲怎样射击，讲归讲，印象还是不深，我们还是要自己摸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后坐力，一开枪，枪就往后面撞，吓得我们马上把枪给扔了。练着练着，手冻得不好使了，脚也冻得不好使了。我是个小姑娘，又是一个南方人，很瘦弱，要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着实非常辛苦。但我没有哭，我感觉这是很光荣的，这是为了训练我们的革命意志，把我们由松散的学生变成真正的军人，使我们具备组织纪律性。
执勤也让我记忆深刻。每天晚上，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要轮流在学校的大操场里持枪执勤，也就是“上岗”。东北的天气又冷，院子又大，黑黢黢的夜晚，刮起一阵阵冷风，真的很令人害怕。轮到我值班时我就给自己壮胆：我是革命军人，鬼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抱着这种心态站完了每一夜的哨岗。有一个同学执勤时困了，就坐在了地上；执勤就是怕有歹人袭击，所以他把手放在了扳机上。慢慢睡着了，他的手指也不知不觉地扣下，子弹“砰”地一声就打了出去。这一声枪响不知惊醒了多少个好梦，这位同学也被关了禁闭。部队确实是锻炼人的地方。
除了军训以外，我们还要上课。我们是搞军事运输的，以铁路军事运输为主，所以铁路上的“机工车电”我们都要懂。所谓“机工车电”，就是机务、工务（包括大型建筑）、车务、电务信号等一系列知识，铁路运输的这一套系统我们都要学会，就由技校的专业老师教导我们。我总是爱在课堂的第一排占座，那个时候我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及时复习。晚上熄灯后，如果我的课还没有复习完，我就跑到路灯底下去复习。实际上我在军校待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总共只有五个多月，但这是我十分难忘的一段回忆。
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财训班
这个时候我们的上级单位，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需要一批财会人员。我学习一贯刻苦，那时成绩也比较好，所以学校推选了我。我们一共有二十多人，来到北京以后先在军事运输司令部的财会班参加学习。我于1951年12月份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