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干休所院里的人都喜欢她，都说：“你们怎么把这孩子调教得这么好啊？”后来她姑姑要她到饭馆里去当服务员，我不让，我就跟她说：“到饭馆里，碰到好人是好，碰到坏人受欺负，没有什么前途。”我想，孩子在我的跟前，在我很困难的时候陪着我，我应该给她一个好归宿。
后来儿子出钱让她在外头学电脑，她白天在我这里服务，下午就去学电脑，结业以后在我的坚持下，就把她安排在我儿子所在公司的复印部做前台工作。她只能当一个蓝领，因为她的文化程度太低，只有初中水平，只学了半年电脑。现在她还在我儿子那里上班，已经当上了主管。他们家人着急给她找对象，两人结了婚，现在也有了孩子，孩子已经3岁了，特别可爱。他们现在还经常来看我，等于是我的亲人了，跟我特别亲。
2005年12月，王莹给杜斌掏耳朵
2006年11月11日，这就是我们家的保姆小莹莹
还有一个姑娘，叫张永勤，她在我家只干了一个月。她是1980年来的，当时我们住在太平路，房子要粉刷，老伴工作忙不能帮忙，女儿上班，儿子上大学，我又生病，于是请了她，她是我们的第一个保姆。当时我要搬柜子，但是挪不动，我急中生智，就到家委会去求援，家委会推荐张永勤到我们家来帮忙。这孩子在我家干得不错，配合得挺好，待了一个月。当时由于我们家里困难，我们就把她介绍到一个首长家里。她和首长家的女儿不和，于是就找我们开证明，要到饭馆里去工作，我们给她开了证明。有一天她突然跑到我这儿来，说她病了，我看她病了也挺心疼的，给她找药让她吃，后来让她在我那儿睡一觉休息休息，她不干，她说：“我还要上班，不要紧。”我说：“待会儿吃完药，睡完觉，我和伯伯两个人送你去。”
她睡完觉之后，我们老两口把她送到饭馆，跟老板说明情况，说：“孩子病了，我们留她待了一会儿，给她吃药叫她睡了一会儿。”老板不高兴，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难为我们。她觉得有我们的撑腰，胆子也大了，就跟老板吵了起来，我不让她吵，后来老板被我们说服了。她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就回安徽了。过了半年，她给我寄了一双她亲自做的非常精制的布棉鞋，这双棉鞋到现在还在，我一直保留到今天，前两年她还来电话问候我们。
还有一个保姆叫唐林霞，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但她自己很努力，我就教她文化，让她不要自卑。她年纪小，不会针线活，我还为她缝补过羽绒服，那时我已经78岁了。
2010年1月，杜斌给唐林霞缝补羽绒服
我的为人
我们对待这些保姆，对待这些孩子们，就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事情要她们做，但不把她们当成下人，只是分工不同。可以说，除了药和个别营养品之外，我们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还有一个阿姨叫刘宝莲。2011年9月16日她在服务日记中写到：“叔叔阿姨，你们太好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那天早上只有两个鸡蛋，你们二老吃我就不吃了。可是阿姨又给我用微波炉煎了一个鸡蛋让我吃。这真是太感动我的心（了）。我只能用勤劳的双手报答你们对我的照顾。”这篇日记是因为她家中有急事，离开我们家后我们才看到的。
刘宝莲2011年9月11日的服务日记
与赵建利（左）、刘宝莲（右）合影
2011年8月6日，王莹带女儿燕妮前来探望
我教育我的孩子要与人为善，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对待保姆、对待司机，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很自然的，我希望给别人关爱。我在待人接物上也很重视与人为善，我基本上没和别人吵过架，人好的我就深交，品质不是很好的，我也不会和他起冲突，就是躲远一些。这就是我的为人。
我的港湾
我的老伴就是我的港湾，在这个港湾里我既幸福又艰辛，一路走来，从1955年一直走到2012年，已经有57年了。
他是我的老战友、我的同学、我的老伴，我们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一对夫妻。我们两个工作一直特别忙，但都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有时候两个人一天说不上一句话，我下班回家他上班了，我早上上班时他还在睡觉，有事就留张条子，放在灯台上。即便如此，我们谁也没有怨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能够在这个港湾里靠岸停泊。有很多事，我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就是到苏联学习的时候，第一学期，由于语言不通、学习困难、生活习惯等等条件不适应，我病倒了。上不了课我非常着急，我担心病好以后赶不上功课，完不成祖国和人民交付给我的重任。在我最着急、最困难的时候，他给我送来了抄好的笔记，我一下就被他的关心所感动，这对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和关心啊！这是确确实实的雪中送炭。
后来我们成了情侣，在苏联留学的日子里，我照顾他的生活，他帮助我学习。我们两个几年前就在军校认识了。后来我在北京工作，他在军校工作一段时间后，被组织保送到唐山铁道学院补习班补习。他是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上了一年的预备班，就把初中、高中的文化课都补齐了，之后就留在了唐山铁道学院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他又把大学一年级的课都学了。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曾经负责工务，因此空间想象能力比较强。他小时候生活在哈尔滨，那里有很多白俄罗斯人，他的父母都会俄语，他也和俄罗斯孩子一起玩耍，因此俄语也有基础。我和他则完全不一样，我22岁才开始学俄语，一年之内就要保证能听课，这是很困难的。而且我在人民大学时学的是工业经济，是文科，因此对工科也很不熟悉。因此在苏联时他辅导我的学习，给予我很多帮助，不论是专业上还是语言上都给我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件事是回国以后，我到农村参加“四清”，那时我们的女儿还很小，就由他承担了家务事。孩子那时候上托儿所，他要负责接送，周日要带着孩子。正是由于他的支持，我才得以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第三件事，是我第一次得乳腺癌的时候，他到处找人、托关系，使我能进入解放军301医院治疗。我在地方工作，那时候要进301医院是不可能的。我的关系在铁路总医院，就是现在的世纪坛医院。那时刚经历地震，铁路医院从门诊到手术都只能在防震棚里进行，而301医院条件就好得多，因此我老伴找关系把我送进了301医院。他平时是个不愿求人的人，这实在是让我很感动。
第四，“抗癌乐园”让我整理我的资料，用来参评“抗癌明星”。老伴在这上面出了大力帮我整理。他还为我整理了不少与我的疾病治疗、康复有关的资料，有的还保存在电脑中，这使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很多事都能有据可查。这对一个已是80岁的耄耋老人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第五，我父亲重病时我恰好身体不好，为了不让我受刺激，他只身前往湖北，替我尽孝，这特别值得一提。那时他也六十多岁了，去了湖北，把父亲的录音带了回来，还照了几张照片。我哥哥就对他说：“秀峰，多亏你来替我了，我盯不住了，我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