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尼古拉老人的相识
同他们一家人的交往，我们首先认识的是勃得列娃的父亲尼古拉老人。
1958年春的一天，池秀峰和杜斌在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大学生宿舍附近散步，迎面来了一位高龄俄罗斯老人，手持一封中国小朋友的来信。当他确认我们是中国留学生时说：“我的外孙女薇拉在中国北京学习期间与中国许多儿童成了好朋友。现在从中国来信了，但信是用中文写的，恳请你们抽空给译成俄文。”我们爽快地答应了，并很认真地办了这件事，把译文抄写得工工整整，然后交给他。他看了后非常高兴，深表感谢。
不久，他又找到我们，盛情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推辞不过，我们邀了苏铁球、刘增元等同学到了他家。他家房屋不大，非常俭朴，属于苏联人中低收入阶层。这一天他非常高兴，讲了自己的经历和现在的生活。记得他好像说过，他曾到过中国，早就对中国有所了解，对贫穷、勤劳的中国人民很同情，印象很好。交谈中，他拿出来一张很旧的俄文的中国地图，上面有不少他作的注记。他说，他很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为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感到高兴。我们每解放一个大城市他都在图上打了记号。可惜这张地图我们没有要来，否则，它可以作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见证，捐献给革命历史博物馆永存。今天想到这些为时已晚，是个不可弥补的遗憾。
1959年夏秋之交，池秀峰在西伯利亚萨彦岭参加阿巴坎至泰谢特新建铁路的选线实习时，曾给老人写过两封长信，将那里的艰苦环境和在实习中取得的成绩向他作了介绍。他及时回信进行了鼓励，还指出了信中的语法错误。我们好像后来还继续给他的外孙女翻译过信，又经过他认识了勃得列夫夫妇及其子女。
尼古拉老人于1959年10月12日去世。当天，勃得列娃就带着她的女儿薇拉来到大学生宿舍，见到我们就痛哭失声，告诉了我们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们知道，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同她的老父亲成为非常要好的忘年之交。他们认为此事一定要通知我们。在老人的家里我们向他的遗体告别，之后池秀峰在日记中写道：“不久前，我们还在勃得列夫的家里，在一个桌子上同度我国的国庆，10月5日的晚上我们又去拜访了他。他虽然83岁了，但看起来很健康，没想到竟这样快地和我们永别了。现在他是那样的安详，永远地睡着了。他的乐观精神我们要好好学习。”之后，我们还应邀出席了老人的葬礼。前去的有苏铁球、陈定模、刘增元、杜斌、池秀峰等。我们按照俄罗斯的风俗参加了葬礼的全过程，下葬时我们每人都抓了一抔土，祝愿老人走得平安。
勃得列夫夫妇对我们真诚友好的相待
附录一
我们在留苏期间，不仅与同班、同寝室的同学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与同学校的部分教师、工作人员也有过友好的交往。我们还应邀到勃得列夫的家中做过客，受到盛情款待。但是特别值得留恋回忆的还是与勃得列夫一家人对我们几个中国同学表示出的非比寻常的深厚友情。
我们想，原因可能是，老尼古拉早就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感情，这种友好情谊必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而勃得列夫夫妇在北京工作期间又受到了中国朋友的尊重、礼遇和真诚友好的相待，因而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而在他们回国后能直接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必然要把这种友情体现在与我们的交往中。
我们与勃得列夫夫妇相识后，他们不止一次，每逢重要的年节都要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中做客。开始时，有人带我们去，后来就打电话或写信邀请我们去。
第一次到他们家是1958年10月1日我国的国庆节。那天晚上去他家的有苏铁球、杜斌和池秀峰。当我们来到他们家时，餐桌上已摆好了丰盛的酒席。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餐桌的中间还插着苏、中两国的国旗。他们真是有心人呀，而他们的这一布置使我们深受感动，好像是回到祖国一样的温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面小国旗还是他们在北京欢迎伏罗希洛夫时得到的，一直珍藏起来，带回到莫斯科。这一天到他们家的还有另一对到过中国的苏联专家夫妇。席间，他们一再举杯向中国人民、中国妇女表示祝贺，为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他们说，今天虽然是在家里，但又好像到了中国，到了北京，坐在中国的同志中间。勃得列夫专家还记得在中国学会的几个常用语，如“请吧”、“干杯”、“谢谢”等。他们一再回忆在中国度过的友好时光，一再赞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惊人成就和创造。与勃得列夫夫妇及子女这次友好相聚的情景，池秀峰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还有一次是在我国春节时期，我们又应邀到了他们家。更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从厨房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天哪！他们从哪里弄来的饺子？他们又怎么学会了煮饺子？原来他们是特地在马雅柯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购买的，并专门向中国的厨师请教了怎样煮饺子。当时，那里的中餐还是很贵的，而从他们家到北京饭店要经过好几个地铁站。晚上吃到这顿饺子，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他们虽然已经回到了莫斯科，但仍时时关心着新北京的建设。他们在盛赞中国人民取得的建设成绩的同时，对勤劳、勇敢和友好的中国人民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勃得列夫还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谈到北京的城建规划时，他主张北京的城墙应当保留，认为这样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拆掉了很可惜。当我们谈到莫斯科有不少七八层的高楼很有气魄、值得羡慕时，他却不主张在北京旧城区建高楼，认为这样做会破坏文化古都的风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的这些见解还是很有价值的。他们非常欣赏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工艺美术，认为这些艺术简直是美妙绝伦。谈到天安门广场盛大节日的阅兵、游行和晚间的焰火，他们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看到后使他们终生难忘。其他苏联专家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还关心我们的学习和我们在莫斯科参加的活动。他们在《莫斯科晚报》上见到了杜斌在桥梁工地实习的报道，就把这张晚报的剪报给了她。听说池秀峰在唐山铁道学院大学一年级是在北京西郊潭柘寺度过的，就特意洗印了三张由他们亲自拍摄的很精美的潭柘寺的风景照给池秀峰作纪念。
他们真诚地对待我们，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种深情远远超出了一般外国朋友间的友情。尼古拉老人去世后，他们邀请我们出席了只有近亲才参加的葬礼。1960年秋，池秀峰和杜斌毕业论文答辩后，经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领事部批准，发给了结婚证后，他们带着孩子参加了我们在莫斯科举行的婚礼，当着中苏两国同学的面宣布他们就是我们的证婚人，为婚礼增添了热烈的气氛。他们还带去了珍贵的结婚礼物——一个精美的水晶雕花果盘，这个果盘和赠给我们的其他礼品我们至今仍珍藏着。
我们回国后，他们又多次分别给到过他家的中国留学生写信，询问我们的工作、安家和生活起居情况。开始时，我们都给他回信介绍各自的情况。但是，随着中苏两国论战的加剧和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都感到不便给他们回信了。这时他们依然多次来信，询问为什么收不到中国朋友的回信了，表示了他们的深切关怀和担忧。从苏铁球的儿子苏品立家保存的从苏联发来的四十多封来信和明信片看，一直到1962年他们还曾来过信。就在这封信中，他们还打听陈定模的去向。大概是自此之后，我们这些同学才中断了同勃得列夫一家人的通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