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话，第一是有大舌头，第二是舌头是直的。南方人说话卷舌音很少，比如“书”、“树”、“朱”，这些我都不能说得很好，要学俄语难度就太大了。那时俄语的字母“p”（即颤舌音）——写法也是和英文字母“p”差不多的——对我来说是最难发的。要从气管里吹一口气，用气把舌头吹动，发出像中国赶大车的老头的“得得得得得”的声音。我发不出来，怎么办呢？我天天早上在操场上含一口水，练习发音，天天如此，这音不发出来不行啊，语音发不出来，说话人家就听不懂。练了好几天，突然一下，会了，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我那时真是在苦练，每天都是俄语。我们学习要学读、写、听、说。读和写还比较容易，书上的字都在那儿，只要肯下工夫就能学好，但是听比较难，说是更难的。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复读机，多听就可以慢慢训练听力。我们学习俄文听、说，就是在课堂上跟着苏联老师学。我们的苏联老师长得人高马大，到了课堂上，他让念什么我们就念什么。老师听着，手还在桌子上敲打着，不是很柔和，而是气势汹汹的样子。最开始的时候，他的敲打把我吓得不得了，原本会的也忘掉了，其实这是他的习惯，但着实吓坏了我。后来慢慢地我也知道他就是这样，并没有多么凶狠，也就习惯了。
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上课认真听课，下课及时复习，多记单词。我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方法，我准备了一沓纸片，一头用一根猴皮筋缠着，一面写着俄文，另一面写着中文，走到哪儿都揣在怀里，一天规定自己背30～50个单词。早上起来到操场，把这一沓纸片拿出来复习，会背了就翻过去，不会背的就把它拿出来，放到后面，反复练习，最后一定要背会。我吃饭、走路、等公共汽车都在背书，随时随地，见缝插针。直到现在我也是随时随地的，只是不背俄文，而改成了锻炼身体。有一两分钟时间，我也一定要锻炼一下，已经养成了习惯。
另外我还背词典。俄文词典和现在的英文词典类似，一个词下面相应的也有连串的解释，如动词、名词、形容词、专有名词等；有词根，前面加个前缀，后面加个后缀，词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先记住词根就容易许多，而且能同时背相关的词语，我背俄文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另一个办法就是用说中国话的“音”来记俄文发音：“再见（досвидания）”——“打死你大娘”，“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袜子放在鞋里”。用这个方法会引来笑话，但是我就这样来记单词。我还有一个办法，也是习惯，就是课前一定要预习，到了上课的时候就有思想准备了。我们寝室非常大，是大通铺，不适合看书，会影响他人；假如没有完成复习计划，熄灯了我就跑到路灯底下看书。
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不能完全过关。读、写容易，听、说比较难，所以只能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用俄语讲话还不算是太好。
留苏预备班
读、写时，个别字词记不清楚可以再看一遍，再不行就查词典。“听”就由不得自己了。别人说话不会只说一句，等我翻译过来他再说第二句。说话都是说一大段，等我脑子里面刚刚翻译过来第一句的时候人家已经说了很多，都来不及反应。后来我们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们不是用俄语的思维来考虑问题。我们说中文“我要吃饭”是顺着说，而俄语需要倒装句子，另外还要变格、变位、变时，现在时、将来时、过去时都不一样。等我们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话说完了，所以“听”不容易。“说”就更难了。学一门外国语言，一定要按它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苏联人从小训练，所以对此已经十分熟稔，而我们却远远未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只能说自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学习期间我们还要学习政治，还有国外的礼节。
学习结束后，经过详细的审查——包括对祖上三代的审查，我在1955年的8月底终于赴苏留学。我们出国的时候，国家给了我们很优厚的待遇，从春到冬、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国家发给我满满两大箱衣物，此外还有皮鞋，每个箱子都很长、很宽、很大。我粗略翻了翻，5年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在箱子里了。
我们在预备班的时候吃得就相当好，那个时候一个月15块钱的伙食待遇，相当不错了，我大学毕业时的工资也就30～40块钱。之所以我们的待遇这么好，是因为国家希望我们出国以后能承担起繁重的学习任务。
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待遇是每个月500个卢布，在国内就大概相当于250块人民币。那个时候我们相互间聊天，有的说毛主席才挣400块钱，部长是200块钱，具体数目现在记不太清，也未必准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甚至不差于国家领导人。
在当时我们1个大学生1年的费用等于12个农民1年的收获，换句话说，就是12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苦1年的收获才能供得起1个大学生，而1个留学生的费用又相当于12个大学生的费用。这个1和12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忘记，是农民养活了我们。
这样，我们就肩负着祖国和党交给的重任以及人民的期待，离开了祖国，奔赴向往已久的苏联。
走之前领导也会有一些嘱托，大意就是叫我们好好学习，多学一些苏联的科学技术，回来建设自己的祖国。我们那个时候真是有负债的感觉，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把学业搞好，不辜负祖国、党对我们的期望。
临出国前，我把能处理的东西都“变卖”了，其实是送给了我的同学。我的同学也照顾我，给了我一些钱。当时家乡遭了水灾，我就把钱都寄回家了。
1994年6月8日，留苏预备部28班部分同学在京聚会（前排左一为杜斌）
去往苏联的旅程
国家给我们准备了去往苏联的专列，一列火车上全是中国留学生，大概有800人。火车上吃得挺好，但是我们不太习惯，都是面包、香肠、奶油。尤其是奶油，中国学生都吃不惯，不愿意吃，我们就把奶油从窗户扔下去，就剩面包和香肠了。
火车开到满洲里的时候我们全体下了车。苏联的铁轨是宽轨，我们是准轨，所以要换车轮，我们就在那里停留了几个小时。再上车继续前行，就来到了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真好啊！火车经过绿葱葱的森林，油绿、翠绿、嫩绿、青绿；树是绿的，草是绿的，连石头上蔓延的苔藓也是绿的……满眼都是绿色。我们的火车在森林中开过了两昼夜，偶尔见到三两人家，也都是用圆滚的实木搭建而成。眼睛尽览了绿色，一下子又来到贝加尔湖，水是幽蓝的，像海一样，一荡一荡，那么的漂亮！从北京到莫斯科要七天七夜，这些天我们基本都在火车上，却并不感到疲劳，在车上我们有吃、有喝，有说有笑的，非常轻松，聊得累了再看看外面的美景，这七个昼夜的旅程倒不舍得一下子走完。
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
到了莫斯科以后，我被分配到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简称“МИИТ”。工程学院里面有很多系，我被分到了铁路桥隧系桥梁专业。
虽然说在留苏预备班经过了一年的强化训练，但是到苏联以后我还是寸步难行。主要还是语言不通，给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困难，也弄出很多的笑话。比如我到商店里去买香肠，想说“买一公斤香肠”，却把“公斤”说成“公里”了，售货员听了非常惊讶，我也才知道出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