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当中，她因是资本家的子女，本来是预备党员，但转正时遭受不少阻碍。我18年在国外，她跟我只有10年，那8年是一个人生活的，想起来真是受了不少苦。
相伴40年，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顶过嘴，不是我好，而是她太优秀，根本找不出来她的毛病。我做什么事情，她都特别能理解，包括长期分隔两地，她也没有任何抱怨。
这一点我感到很幸福，我能遇到她确实有福。我从没想到我会娶到这样的妻子。后来我爱人跟我一块到马达加斯加，最后到圣普，也陪我到了毛里塔尼亚。
陪我出国10年
从1984年到1993年，这10年的时间她陪我出国，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了。
我们俩不像现在人，没有享受过浪漫的生活，但她无怨无悔。她工作很忙，有时候吃过午饭就午休一刻钟，晚上9点以后才回家，第二天还要上班。我们没享受过真正的“二人世界”，即便相聚，也是有忙不完的事情。现在周末休息两天，那时只有一个星期天，忙得很啊。虽然很忙，但是她在我的身边就不一样了。
我有时晚上在家加晚班，妻子总是陪着我，给我扇扇子、擦汗、泡咖啡。这点点滴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人们经常说我的命真好，我娶到了这样的贤妻良母。她既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挚友和同志。
1989年，我和妻子于南京夫子庙前
相濡以沫的妻子
1989年，我和妻子于巴黎凯旋门前
1992年，在使馆举行的中国国庆招待会上我和妻子在迎接贵宾
妻子生病去世
从发现妻子的病情到她离世，一共只有6个月时间。她得的是直肠癌，动过手术，还从外面买中药给她敷。只要有一线希望，让我倾家荡产我都会给她买、给她吃、给她治。我家里请了一个保姆，医院又请了一个保姆，两个保姆轮流照顾她。后来病情发展，她呼吸困难，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最后与世长辞了。
她走之前对两个儿子说：“我走了以后最担心的是你爸。”她对我说：“希望你以后遇到好人就再找一个。”她原先不敢说，怕我伤心，这时自己知道快不行了，才说出来。我当时真是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她说完话就撒手人寰。我不由哭着对她说：“我的霞秋，你走了我怎么办？我真的离不开你呀！”
她是位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可谓贤妻良母。她有点好的都给我吃，有点糖、有点芝麻酱，都是给我们吃。原来一家可以给两瓶牛奶，大儿子不喝，我和小儿子一人一瓶，没停过，最困难的时候都给我喝。我岳母也是这样，很照顾我们，有时候一想到这个事，眼泪就不由得落了下来。她为人处世也很优秀，学生时代也是优等生，大学毕业就是党员，回国后在北京市朝阳区80中任数学老师兼年级组长，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支部优秀党员、优秀教师。
这一生我很幸运。我们相伴40年，从未吵过架、红过脸。她为这个家奉献了大半辈子，我这老伴是什么人，没人不知道。部里好多人都知道，说她人真好——事实上就没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人运气好，她却就这样走了。
1998年，她63岁的时候患癌症离开了我，我深深地思念她，也非常感谢她。在她遗体告别时，单位的同事、亲朋好友二百多人参加了悼念会，我居住的楼里的邻居也多半都去了，有的是我的老同志，还有挚友。我抄下了挽联，上面写的是“仁者恨未寿，流芳比寿长。”我的泰兴老家也送来了挽联一副：“悲音难挽留云住，笑声相随也却飞；美德常与天地在，英名永垂宇宙间”。
岳母
我的岳母叫唐云华。她原来是在上海做私营的五金商店，后来我的岳父去世，在我的大儿子出生1岁左右时，岳母就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她又回了上海。后来我的妻子和大儿子一起随外交部其他干部去湖南“五七干校”。1971年我从国外回国，妻子又怀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晓非出生50天就交给岳母养育，全靠她用奶粉、奶糕喂大。
等到我们在北京有了住房，就把岳母和孩子接到北京居住。后来大儿子也回到北京，妻子仍在干校，从此孩子上学、衣食住行都是靠岳母操劳和操心。我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岳母，由她来操持家务。我在国外18年，两个孩子全由她养育长大，直到毕业就业后。我和爱人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全家人的家务也由岳母操办。她对两个孩子的成长和养育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对外婆的情感是很深的。她和我们相伴了32年，她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很勤奋、俭朴，我们都非常敬重她，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1995年，我和岳母唐云华于天安门金水桥上留影
岳母是1997年去世的，享年86岁。
我对岳母也深怀感激与愧疚。我从来没有好好叫她一句“妈”啊。都是支支吾吾地，因为我叫不出口。她从不怪我，也知道我很尊重她。我和她相处这么多年，没跟她大声说句话。她也很优秀，也有文化，无怨无悔跟着我们。我出国期间，她在上海独自带着孩子。从50天一直到大学毕业，小儿子一直跟她住在一起。
1978年，岳母唐云华与小儿子柳晓非在三里屯街心公园
岳母对我们很照顾，她的腿不好，后来就坐在凳子上为我们做饭。她每天锻炼，每天1小时，五六点起床，把饭做好，我们上班了，她就到街心公园去练气功，打一套太极拳，7点回来。我们家里全由她管了，我没管过。
岳母和妻子两人不仅给我留下了炙热的爱和情怀，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孩子
我从国外真正退下来，回到国内的时候孩子已经成年了。和孩子真的没有过多的交流，连面都很难见到。所以我怪自己，过去根本就没和儿子交流过，对他们来说，似乎根本就没父亲。以后他们跟我关系比较生疏，虽然是父子，也有父子之情，但是没那么亲近，而且不习惯。孩子们与我的关系总是有点距离。
1979年，大儿子柳纪东、二儿子柳晓非摄于长安街电信大楼前
我回来也没有想办法去尝试弥补，所以不怪别人，只怪自己，还有那个动乱的时代。
现在，我的两个儿子也已经成家立业了，他们各有特点。他们很独立，自理能力很强，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人的孩子都有这个特点，因为父母长期不在家。我两个儿子很自由，很随性。我的岳母比较有文化，她对孩子不采用强迫的办法教导，她疼孩子。
虽然岳母能够帮忙教育孩子，但还是缺少父亲的那种爱。他们根本就没享受过父爱，这点我承认，我没给过他们太多的关爱。生活上，我们使馆发点巧克力，发点铁盒的曲奇饼干，我们舍不得吃，省下来，通过信使、通过朋友回国带回去给他们吃，这些都是老伴去管。在这些方面我做到了，但在感情上还是亏欠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