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亲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给我通过我姨（我母亲的姐姐）给我介绍了婚事。这事我都不知道，那个娃娃亲我也没见过。我参加革命以后，就主动把娃娃亲退了。
后来好多人也找我，给我写信，好多部长、同事给我介绍，但我就是不接受。我那时候立誓：上不了大学绝不考虑婚姻问题。
相濡以沫的妻子
妻子家庭情况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经过同学介绍，在1957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妻子王霞秋，她是上海人。毕业时我们就完婚了。她出生在上海一个小资本家的家庭里，原籍是江苏无锡县前州镇（现为西塘）。她母亲、她母亲的妹妹还有我妻子小时候的照片我都有。我岳父叫王植初，他原来在上海一家五金商店当职员，解放前夕自己开了一个五金店。这一下，本来是工人，结果成了资本家了。我妻子是独生女，文化水平较高。她的乳名是叫霞囡，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家就在南京路和金陵东路旁边最繁华的地方，靠近外滩，后边就是上海城隍庙和豫园。他们的店在安仁街上，是个二层小楼，上面住人，一楼就是五金店。
1958年，岳父王植初
1958年，岳母唐云华
1938年，妻子童年时
我妻子是在上海金陵东路女六中上的中学，那是个教会学校，那些教师都是修女，称“嬷嬷”。她1955年8月考进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就是原来的清华大学的邮电系，是第一期邮电工程管理系学生。1962年毕业留校当助教，在校任教时表现优秀，成为中共党员。她从小到大一直是三好学生，任助教时又是优秀教师，还是优秀党员。
与妻子相识相恋
妻子是上海人，上海人大都是干干净净的。她不是那种特别赶时髦的人，不像资本家小姐，没有那种旧时代的上海味。人们称上海人为“海派”，男的是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皮鞋特亮，我不喜欢那样。
我的妻子就不是这样。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朴素，但是干净整洁。到了晚上我们见个面——我们只有周六晚上能见面，平时没时间。那时候不像现在，见了还不好意思，要偷着见面。我一看她就觉得这人靠得住，可靠、安全，不是疯疯癫癫、喜爱张扬的那种类型。我喜欢淳朴、单纯的，看起来朴素大方、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清二白”，素装淡雅，而我妻子就属于这样的类型。
1956年，妻子在邮电学院上学时
我们认识之后只能每周六晚上见一次面，到公园转一圈。那时她家有钱，我没钱，我用国家给的补助金上学，她是自费。有一次我们去中山公园，想吃顿饭，就提议去吃一餐梅菜扣肉——南方人都喜欢吃这个。她不让，说要节约。每周六晚上见面时是我去找她，从外交学院到邮电学院最近的路是一条特别荒凉的路段，我就边走边吹口哨，给自己壮胆。那时北京展览馆后面都是荒地荒草。我那时候住在外交学院，我们属于调干，人比较少，条件比较好，两个人一个房间，床都是高级的，上面都有软垫子。她们四人一个房间，是上下铺。每次她出来，我们在学校马路上或是学院的院子里走一走，我再送她回去，她进院了，我再回学校，这样跑一圈。
虽然生在资本家的家庭，但是她特别努力。她家经济条件好，人也聪明，她一步一步照着规矩长大。所以我每每想，碰着这样的爱人真是挺有福气的。上海人瞧不起苏北人，说我们是“江北佬”，就是干苦力的。一个“土老帽”娶个上海小姐，那时还真有点暗中自豪。
那时候我自己觉得算不上优秀，于是我问她：“你看上我哪儿了？”因为我的同学上北大、外交学院、邮电学院、政法学院、航空学院、清华的，哪儿都有，她唯独看上我了。
那时我是班长，为人朴实，学习上很努力，是共产党员，大家对我印象都不错。她班里也有好多同学，她是特殊的一个——家境好，品学兼优，比她小的女同学都叫她“姐”。那时候我俩相互都很爱慕对方。她们班的党支部书记顾坚（也是介绍我们认识的人）是她中学的同学，她大学毕业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外交学院上海来的两位女同学范慧娟和陆慧娟是她中学同学，也说她不错。我与她相识、相交，最后相伴，这是我的幸运。
相濡以沫的妻子
结 婚
我爱人是一位素质非常高的女性。我们结婚很简单，我刚大学毕业，她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根本就没有钱，也没有房，没有家具，结婚时也没有举行仪式。
本来大学毕业以前是不让结婚的，我是经过组织上的特殊批准。我本来是要到瑞士使馆去的，后来查了一下，眼睛是砂眼，3度。1959年10月1日，经单位、党组织和人事部门的同意，开了证明，我们就在北京东城区民政部门办了结婚证。然后我们在外交部雅宝路招待所买了几斤水果糖、小点心发给大家，床和被子全是公家的。我的岳母从上海寄来了两条缎子的被面，这就算结婚了。
我和妻子的结婚证
那时候生活特别简单，什么都没有，唯一就是到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结婚照。我的裤子还是向同学借的，是一条毛料裤子。
1959年10月，我和妻子的结婚照
那时候我爱人还在上学，未毕业，所以只能星期六下午回家住，星期日晚7点前必须要赶回学校去上自习，一直到1960年毕业后我们的生活才逐步走上正轨。我们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很和谐，互敬互爱，互相体谅，相伴40年。
1960年，我在上海与妻子、岳父、岳母留影
婚后长期分离
1965年我出国了，我们开始长期分离，只能通过写信联系，统统由外交部信使队统一寄，一个月一次，有的可能两个月。等信的心情真是焦急难耐，每到来信的时候，驻外的医疗队、工程队，各个援助队的人员都到使馆去，眼巴巴地等着使信来。
“文化大革命”时我回国参加运动。后来去“五七干校”，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1964年9月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我从毛里塔尼亚回来后，1971年出生的，两个孩子相差七年。在干校一年多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这样的生活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到哪里都勤俭持家，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照顾丈夫，无私奉献，从来不为自己，都为别人，这一点都不夸张。不光我一个人这么说，不管是中学同学还是干校同事，见了我都说：“你夫人真好。”她特别乐于助人，在干校帮不少年纪大点的单身同志或有困难的同志洗衣服、缝衣服。她很勤快又爱干净，不少受她帮助的同志都在我面前夸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