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后，书法是我最大的爱好。书法是我从6岁开始练习的。除了书法以外，我还爱好养花、钓鱼，还有古典民族音乐。
现在我每天从来没在夜间1点以前睡过觉，一直都是这样，没改变过。这是我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不到那个时间睡不着。每天晚上，凤凰电视台的节目我是必看的，看国内外的大事，再看看北京新闻。看完以后，洗洗脸、擦擦身子就上床睡觉。老伴在世时我也如此，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健康。
我与爱猫
调研工作
驻外大使馆是国家和中央在驻在国的代表机构和前哨。大使人大通过，由国家主席任命，代表国家行使职务，直接和驻在国领导和政府打交道，并及时了解该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情况和动态。使馆工作人员应及时向中央和外交部领导报告，以供决策参考。非洲国家小，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一个班长就可以占领电台宣布政变。所以我们平常要了解和掌握到中尉、校尉级别的军事人员的有关资料和情况。
为了工作，我们平常还要广交朋友。调研最大的困难就是信息来源的及时性。平时不能只是看报纸听广播，不但要被动地接受，还要主动地发掘。比如一场政变，如果内部有朋友，就能较快得到信息以及有关政变的比较准确和可靠的情况。因此平常必须多交朋友，官方和非官方以及使团之间的都要交往，都要接触。
因此调研工作讲究多看多听，要勤奋学习，多思考，多动笔。要反复琢磨，很好地熟悉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正常权益服务。这是第一。第二，善于分析、判断和归纳信息，我们要不断观察驻在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动态、形势，了解人民的情绪，以此判断和掌握这个国家的局势。
回到一开始说的，调研工作是永无止境的。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驻在国和我们国家的情况和政策也在调整和变化。工作期间我一门心思全扑在这上面，晚上睡不好觉，要是写东西时碰到难处，常常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想出来为止。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不做好我不能安眠。
有时候，我们还要研究了解大国格局和政治社会问题，虽然这不是我的主要任务和主题。比如我们未来30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我们的GDP达到多少，我们的政治形势又怎么样？美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30年以后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的经济超过美国了，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调研就是这样，不光包括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要有大的格局方面的前瞻。这又分为宏观和微观，宏观针对的是30年、20年、10年以后的社会，微观针对的是今天、明天具体发生的事；微观是对短期行为的分析，宏观是对长期行为的预测。
经过多年调研工作的学习和锻炼，我们眼界也宽了，水平也相对提高了。现在回过头看看，原来的自己视野、见识真渺小，就好像井底之蛙一样。我们的国家变成如今的样子，谁都没有想到。我们的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我们的环境和水平也在不断改变和提高，这都是在自己浑然不觉中发生变化的。为什么我的心里那么坦荡和庆幸，为什么我心满意足？就是我什么都看过、了解过，也通达了不少。这是在我们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后，几代人的努力，全国人民奋斗不懈的结果。
感悟
作为外交官出去，不能因为官小而抱怨，或者觉得自己当了大使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奋斗过来的，回忆过去，我的经历还是很丰富的。三秘是小，大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驻外的国家虽小、虽穷，工作的舞台不大，跟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或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没法比，但是我有乐趣，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无怨无悔，我非常坦荡，非常荣耀，也感到自豪——不是为自己当了个大使自豪，而是党和组织信任我，使我能有这个机会作为国家的代表，为党和国家做贡献而自豪。因此我想，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做好，无论多么艰苦、无论舞台是大是小，是田间地头还是非洲一国，亦或是国际大事，我都要把它完成好。
外交人员，说老实话，是不拿枪的、不穿武装的解放军，完全靠软实力和巧实力为党和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怎么样把党的政策贯彻下去，把一班人带好、把国际关系搞好、把朋友关系搞好，这是我们外交人员每时每刻都要想到的。任何事做到尽心、尽职、尽力，不能松懈，不能偷懒，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要拿得起放得下。另外，交朋友要讲诚信，这也是我在为人方面的一点感悟。
蒋逸成
1949年5月后大军渡江结束，南京已经解放，我在太和区委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调到靖江县委组织部任干事，蒋逸成是靖江县委组织部的部长，他对我工作和成长起到重要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很感激他。他为人正派，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十分关心下级。那时候组织部里的干事有祝自福、高风魁、魏纪英和我，我年纪最小，没有多少能耐，但有一定文化基础。是他给了我机会，将我调至扬州地委组织部（在泰州市）。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靖泰如（即靖江、泰兴和如皋等地区）地下游击队，曾任短枪队队长、区委书记，后曾任江苏省农业厅厅长，现已九十多岁，居住在南京。《往事如潮》这本书就是他组织编写的，里面记载了有关于他抗战和大军渡江支前的一些故事。
祝自福
祝自福是我在靖江县委和扬州地委的同事。他家境比较好，父亲解放以前是国民党县长，是个名人，但对我们新四军和地下党的工作贡献很大。他的哥哥、嫂子和弟弟都是省部级干部。他比我大4岁，如今还健在，曾任扬州市长，现居扬州，我2005年回去的时候专门见了他，在扬州住了5天。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里面还有1950年我们两个人和其他人一起的留影。照片上是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县长还有我两个同事，其中一个就是祝自福。那时我叫吕坤，我称他“仁兄”，他称我“小老弟”。他在信里说：“当时的小吕坤，由于上了大学，获得了知识，进步最快……超过了照片上所有的人，因此，你应该感到幸福。”
1951年，我（左）与同事祝自福摄于靖江县委
1995年，我与老同事、老同学摄于扬州
（右起：原扬州市长、祝自福夫妇，我和妻子，老同学、扬州市商业学校校长顾坚夫妇）
张铭功
1959年大军渡江培训时财务科科长张铭功，对我也很重要。他还健在，我2010年回去看他，他已经90岁了。他水平比较高，写得一手好字，长得也一表人才。他懂财务，我们在大军渡江前举办财经学习班时他给我们上财管工作业务课，对我们亲自培养，怎么登记、怎么统计、怎么拿算盘他都教，他还检查我们的学习成果。后来他曾任靖江县长、扬州地区专员，后又调到江苏省旅游局任局长兼外办副主任。他是我的好同事、好朋友、好兄弟，他就是这样称我为“兄弟”，我们至今仍然保持着联系。
周觉
周觉是不得不说的一位。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中文写作底子厚实，是我在外交部亚非司长期合作的同事。他为人也很正派，平易近人、低调亲和，外事政策和综合新闻动态水平很强，写东西很在行，我同他交往受益匪浅。他曾任驻法国大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和人大发言人。任新闻办主任期间对外宣传的白皮书就由他亲自操刀，在亚非司工作期间的供中央和部领导参阅的有关亚非地区不定期的刊物《新情况》大多也是由他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