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日，我们结了婚，就在我们十三所的食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参加的人很多，我母亲以及各位领导都来了，很是热闹。单位分给我们新楼房中的一间，11平方米，我们很满意，当时的邻居是于子信指导员。
杨庭楣在校学习期间给我的印象是学习刻苦努力，人很聪明，学习优秀，比较成熟，善解人意，能吃苦耐劳，但不是很活跃。
杨庭楣回国后一直从事和主持仪表、精密机械、系统工程、制药设备、医疗仪器和测斜仪等设计研制和开发工作。1960年至1992年先后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十三所工作，任技术员、工程组长和研究室主任等职。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两项，国防科工委、航天部科学技术进步奖六项，部级一等研究报告一篇、国家专利一项，共发表科技论文十余篇，译著（合译）一部，翻译了180余万字英、俄文技术资料。1986年被评为研究员。
2011年，我们结婚50周年，在这风风雨雨的50年里，我们又是如何度过的呢？总的说来也有很多故事可谈，限于篇幅，简而言之，我和丈夫虽然是自由恋爱成婚，但也并不是十全十美，一直使我心存保留的是我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沉着内向的人，而我是快言快语性格开朗的人，性格上我们应该是可以互补的，但有时也并不协调。我们还出生在两个不同类型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所以50年来争争吵吵的事情也真不少。
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独特意见，回想起来很多场合他对我是谦让的、呵护的，当然我也是讲原则的，不会无理取闹。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人吃不饱饭，大家都很困难，他的勤俭持家发挥了作用，我也能过那些苦日子，每月一点微薄的积蓄由他掌管。“文化大革命”中，开始时我们是对立的两派，也经常争论不休，但我想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懂得什么是原则，所以也没有造成我们的分裂。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变了，大家生活都好了。我们应该跟上时代潮流。再保持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就会与周围环境、亲戚朋友以致子女们的生活不协调了。我们都认识到生活条件好了，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了。我们现在可以以每月50%的退休金进行积累。这笔资金如何进行保值增值已成为我们关心的新课题。这一课题的特殊性，是不适合我们两个思路不同的人一起搞的。因此我们每人建立一个账户，各炒各的股票，相互交流，很有意思。
我的女儿
我们在1963年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9月26日出生于北京301医院，取名杨建华。因为那时我和丈夫在思想上没有别的想法，学成回国就是要建设祖国，因此就起了“建华”这个名字，是建设中华的意思。她出生时体重只有4斤3两，因为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时，我的营养跟不上，孩子也受了委屈。生下来三天她就得了吸入性肺炎，经过抢救，在暖箱中生活多天。出来后我的奶水已干，只好喂牛奶了。
孩子很难带，夜里老哭，我们请了保姆，3岁后将她送进了全托幼儿园。幼儿园就在我们住的家属楼的旁边，我们部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出操时，可以看到女儿也在幼儿园院内跑步了。幼儿园培养了她独立生活的能力。她每天晚上睡觉前会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叠好放在枕头旁，早上6点起床，自己穿衣服。每周六接她回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女儿从小就爱清洁，保姆喂她饭时，围嘴上有一点脏东西她就不吃饭，直到换上新围嘴才肯继续吃饭。她饭量很小，难喂也难带。
1965年，女儿杨建华2岁留影
我的儿子
1968年我又怀孕了。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一年。当时生产停顿，科研队伍也涣散了，很多人都参加运动去了。有的趁机回家搞“逗、劈、改”了。但对国家计划“八年四弹”的任务，上面还抓得很紧。我承担着这方面的任务，当然还不能松懈。这一年我挺着大肚子继续工作在实验室、工厂车间。有时实验室只剩我一人坚持工作。业余时间我也积极地参加军管小组组织的政治活动。有时我半夜起来参加游行，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记得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就是半夜发表的。我的热情很高，身体也很好，都能挺得住。
记得当时我还很能吃。直到1968年12月17号，我还自己烙了一大摞红糖麻酱饼，晚饭时我一下吃了三张，晚上丈夫送我进了医院。第二天一清早就生下了儿子，重量8斤6两。由于孩子体积过大，重量过重，我产后大出血，只听医院的走廊里有人跑来跑去，原来是在抢救我的生命。三针止血针后，才转危为安，医生给我输了800毫升的血。血是从301医院调来的，当时721医院半瘫痪，血库无血。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北京，如在外地，很可能早已归天了。我出院时记得我的高压只有60毫米汞柱。休息56天后，我又照常上班了。
儿子生下来时的体重是女儿出生时体重的两倍，长长的个子，身体显得很好，能吃能睡。一夜不闹，尿垫都不湿，醒来直接把尿，说明他的体质健壮。因为他的姐姐名叫建华，他当然也要排“建”字了，因此名字很好起。我的丈夫给他起名叫建政。我听了感到不妥，确实当时我的心情对政治有点反感。我想儿子长大后可不要搞政治了，还是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好，将来建设新中国，我决定取名叫建新，后来丈夫也同意了，就报了户口。现在看来这个名字真是太土了。最近儿子去我们中心医院看牙，忘了带病历，医生从计算机里调杨建新名字时，一下就出来了46位同名者。
儿子生于乱世，一岁多时遇到林彪的“一号命令”，我们把他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1970年我又下放农场一年，回来时他已3岁了，送他进了我们十三所的幼儿园，日托，每天晚上回来。此时女儿已上小学。我们两人工作都很忙，经常加班加点，三顿饭都吃食堂。晚上回来时孩子们都已入睡。他们也都是缺少母爱和父爱的儿童，但他们的独立性都很强。
1971年，儿子杨建新3岁留影
儿女的成长
我们的一双儿女小时候的事也很值得回忆。女儿小巧灵活，和男孩子一样喜欢登梯爬高。有一次爬到篮球架上，打“摽悠儿”，可吓坏了观看的阿姨们，打电话把我从办公室招回，我赶紧把她叫下来。在“文革”中，我们是抬不起头来的“臭老九”，很少跟邻居们发生矛盾，看到有吵架的人都躲得远远的，就怕招惹是非。可我的女儿小嘴很厉害，敢和邻居阿姨吵架。
儿子从小就胖，头也大，爱摔跤。脑门上有3针是他3岁时摔的，五六岁时嘴唇摔裂又缝了3针，六七岁时眼眉之间又摔了一个大口子，缝了7针。他身子笨又不老实，想方设法地淘气。
儿子在大院内是出了名的淘气，有时我们上班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面，怕惹事，就把他锁在家里。没几天我发现了，在我们的锁孔内被人塞了点腻子，原来门根本没锁住。他天天照样在外边玩，外面有小朋友们接应。真有点斗不过他了。儿子上小学后学了一笔好字，但是不用功，我们的工作又很忙，没时间关照他，把他安排在小客厅饭桌旁学习，他有时就把教科书放在桌上做样子，桌底下一个小凳子上放上“小人书”。然后桌上放一面镜子对着我们卧室至客厅的通道，我一出来他立刻看到，再佯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