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战斗队”生命力很脆弱。虽然东方红战斗队后来在航天部二院也形成了组织系统，也得到了上面一些代表人物的支持，但这一派力量单薄，夹在两大派“915”与“916”之间很难生存，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尽人意，越搞越乱，很多人从积极参加“革命行动”到迷茫，再到失望、消极。
作为我个人，感到无能为力，非常苦恼，经常被人诬蔑为“自私”、“不敢革命，为了党票”、“为了房子”、“为了升官”等。有时我真想甭管哪一派随便参加一派算了，只为了暂时的安全与平静，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去屈从。又因我不会说假话、做假事，对两派都有保留，又怎能得到人家的信任呢？我盼望着“文化大革命”早日结束。
在“两队一会”的主持下，科研生产还没有完全瘫痪。我只好埋头工作，忘却那些不愉快的事。我设计图纸也有人说我“为自己树碑立传”。“文化大革命”给人留下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只好在图纸的设计栏内不签名字好了。
“四人帮”倒台
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对“四人帮”的丑态和所作所为，人民早已唾弃。人民群众放炮、饮酒祝贺。十年浩劫，我们亲眼看到过，而且经过了，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能理解，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上层的事情、老一代领导人之间的事我也不可能很了解。航天部两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有的进了班房，一般群众平安无事，“保守派”的头头们则得到重用。
我的组织问题
由于家庭、社会、学校对我的培育和影响，使我自幼忠诚老实、热爱学习、喜欢劳动。16岁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共产党吸收为积极分子。在党的教育下，使我比较早地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准备好了一生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准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这一事业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我盼望早日入党，解决组织问题。高中毕业前夕，我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
来到俄专，我知道自己是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带头向组织交心，交待父母和亲友们的历史社会关系。组织上为了让大家专心求学，做了“留学期间不发展党员”的交待。
在苏联求学的五年中，我一直是靠近组织的，经常做思想汇报，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只是我不喜欢打别人的小报告。那时我牢记一句名言：“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认为背着别人告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拒绝这样做。我对别人的不同看法或意见，经常是当面说清或拿到桌面上说，这样做使我经常得罪人。
大学5年级寒假，但支部给我了入党申请表，我填写了申请书，很受鼓舞。支部讨论后上级一直没批。后来支部书记表示：希望我再继续努力，锻炼自己！我没有灰心。我知道我和书记的关系不够好，经常给她提意见；我知道我的组织问题又要带到新的环境中去考查了。我有点失望，但可以接受。
1960年回国来到老五院，环境不错，我仍充满信心，努力争取加入党组织。在各个政治运动中我没有动摇过。我已经是超龄团员了，只好退了团。我开始着急了，可怎么办呢？我看到一些原来的同事很快都加入了党组织，我成了“落后分子”。我知道我爱给领导提意见，更不喜欢向领导打小报告等，和组织关系不密切，只好长期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了。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想违背我的良知、采取不正当手段去争取组织信任，就想凭着自己的良心努力工作。
1966年初，党支部又通知要解决我的组织问题了。后来听说支部内有两种意见，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就不了了之了。“文化大革命”中，我处在孤立状态，组织问题更无从解决。
“文化大革命”10年，每当想起我的组织问题时，就会想起我青少年时期的梦想。想起小时在北京街头见到的一幕一幕：那冻饿而死的人们、沿街乞讨的乞丐和那没学上在街上捡煤渣的我的同龄孩子们。我梦想长大后为他们而工作，参加革命，入党动机并没有错。
但组织问题成了我有生以来最难解决的问题，我曾多次想过是否放弃，仔细一想我从小参加革命，16岁入团，为什么几十年努力都入不了党呢？我一直对党组织和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家庭出身清白。个人出身青年学生，缺点就是主观、骄傲自满。我也想过，是否在工作中就不要太坚持己见，随大流算了。但工作不出成绩怎么办呢？我不能这样，还是事业第一。只好背着这些缺点吧。我想要正直地活着，不弄虚作假，组织问题就继续努力吧！
终于有一天，我们所党委书记李秀清同志发现了我的思想问题。那是1982年在庆祝党的生日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已是49岁的人了。后来我看到我们的老书记多次来到我们科室，做支部工作。支部一推再推，直到1982年12月份，已快过新年了，我想又是一年过去了。没想到李书记又来我们科室了，令我实在感动！
没几天，支部代书记发给我了志愿书，我很快写好后交给支部。于1982年12月31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完成了我一生中唯一的诉求和梦想。我要求入党绝对没有想当官的意思。我是一个不善于言表的人，更不会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我自认为我不是当官的料，只适合默默地工作。
李书记直接参加了支部大会，在大会上李书记谈了我的优点，并分析了我的不足之处及今后努力方向，我心服口服，牢记一生。党员同志们也都热情发言，觉得我性格坦荡，平易近人，但脾气有些急躁。我觉得意见提得很中肯，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最后支部大会全体通过，终于完成了我的终身宿愿。
毛泽东时代
在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阶段，是青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也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我认为对毛泽东的看法应从整个时代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造就，功与过都不应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人类历史的公正。
我的丈夫
1955年出国前，记得有几项纪律，我们当时都表了决心。第一，五年不能回国；第二，不谈恋爱；第三，不考虑解决组织问题。我一直遵守着这三条纪律，专心学习。俄语学院里我有过几位异性朋友，后因专业不同分往不同城市和学校而失掉联系。
大学二年级时，我校同学杨庭楣转入我们仪表系，接触多起来，有了一定感情。回国后我们都被分到0682部队四支队45分队。这时的我已不是中学时代的学生，而是一个27岁的成熟女性。中学时代对人生的幻想、对爱情的想象，成年以后感到是不现实的，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两个人能够志同道合共同努力工作，自己又能接纳就算可以了。
我的丈夫杨庭楣生于1932年7月4日，江苏武进县人。1960年回国后，我曾去他家看望他的父母与家人，他家在江苏武进县的一个叫前章皇村的小村庄。日本人曾在这里进行过多次“三光”扫荡（即烧光、杀光、抢光），所以这个村落很穷。他的家中有父母和兄弟姐妹7人，生活很贫困。虽然已经解放10年了，有了田地，但住的还是土坯房，孩子多，无钱上学。我想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吧，未来靠我们这代人去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