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学又开始招生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高考所倡导的精神。我感到改革开放政策为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又一新的机遇，我开始帮助孩子们备考。过去我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不高，我的工作又很忙，无暇照顾他们的学习。孩子们上中学后就是每人一把钥匙，每天除了学校就是在大院内玩。他们的基础很差，我只好跟他们一起复习中学课程数、理、化、语文等。“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真有了一点效果。
我的一双儿女都先后进入了大学。当时大学考取很难，报考的人很多，录取率也很低。女儿当时的分数够外地大学，但我不太放心，因为去外地不好照顾，只好求其次，上了航天部二院的中专，毕业后直接分到二院工作。参加工作后她又读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机械系在职大学，后又读了北航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虽然很聪明，但不爱念书，只读了北航三分校，拿到学士学位，分配到航天一院十二所工作，晋升了工程师，2000年后在加拿大定居。
2009年，儿子和女儿于北京合影
我的一双儿女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婚姻上我们完全尊重年轻人的意愿，绝对不干涉，经济上完全独立。婚礼和家庭组建上，我们只送了他们一两件礼品。我们和儿女的关系是亲人加朋友，互相牵挂着。儿子出国需要一笔钱，我们就责无旁贷地借给他，并让他打了借条。
我的家庭比较平等开放。一家四口，每个人都保持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像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婚姻要以父母之命为主，还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我们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个体，有高等教育的文化背景，有自立能力。自由、平等、博爱是我们的家风。
父辈和兄弟姐妹
对于我和丈夫的双方父母，我们都尽了孝心。我家在北京，父母健在时，我们全家经常去看望他们，帮他们做些事。对于丈夫的父母我们也利用探亲假去老家探望，有时接父母来北京小住。
1970年，在北京的全家福
（前排左起：儿子杨建新、女儿杨建华；后排左起：赵采凡、婆婆、丈夫）
我的家庭也有很多亲戚和朋友，经常来往。我们六位亲兄弟姐妹来往较多，但由于工作忙，都聚在一起的机会却很少，1996年我们都退休了，6人在北京聚会了一次，这已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哥哥已于2009年去世了。
我丈夫的姨表弟弟许运磊是我家的常客，儿女们都喜欢他。他的母亲是革命妇女，做过妇女干部，我们称她为“娘姨”。她为人和善、慈祥，儿女小时都得到过她老人家的照顾，我们两家来往密切。表弟许运磊在总参61所工作，也是做技术工作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常来我家，还帮我装了电视。那是我家的第一台电视，孩子们都皆大欢喜，邻居们也都来看节目。通过装这台电视机使我增长了电子学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对我后来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在我的古稀之年，有丈夫陪伴，有儿女们时刻的牵挂和保护，有亲朋好友的关怀，我感到幸福美满。
1992年，与亲人们在北京合影
（前排左起：杨建华、外孙程翔、赵采凡、丈夫、毛秀英、杨文；
二排左起：杨光、杨建新、杨京会、程少明
继续开发民品
1993年10月10日，十三所为我办了退休手续，此时我已60周岁了。当时我所从事的某型号工作正在初样阶段，还应继续努力，我舍不得放弃，因为还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想到现时情况，还应该让给年轻一点的人去干，于是，我愉快地退休了。当时我还有一些民品的开发项目没有出成果，也没有人来接替我这项工作，由此我在普利门机电有限公司（附属于十三所的民品开发公司）有机会继续完成我的民品开发工作。
我们研制的微电脑肺功能测定仪、无创伤血氧饱和度监护仪和血氧饱和度标定仪等项目都来自于解放军总医院。我的留苏同学崔德健女士瞄准了医疗设备的世界先进水平，向我推荐了上述科研项目。我们十三所发挥了自己的科技优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解决了中国的有无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为国家创造产值百余万元。
1992年，赴香港考察时留影
1992年11月20日，与王敏芝（左）于香港合影
1992年我赴香港考察关于筹建合资的医疗器械公司等事宜。1993年在普利门总公司旗下，十三所又成立了美迪克机电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和外资合营的股份制公司，是一个集研制、开发与经营于一体的医疗器械开发公司。十三所所长孙肇荣任董事长，副董事长为港方代表曾华忠先生，我被聘为总经理，负责日常工作，王巍同志为副总经理。另一位副总经理为港方代表王旭女士，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军品研发工作
退休后曾多次参加技术专项评审会和故障分析会等。于1996年十三所成立40周年之际，我应邀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纪念专辑上。我真诚希望陀螺加速度仪的研制工作能再上一层楼，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为国家提供更高精度的产品。文章中我提供了一些设想供大家参考。
军品方面我还参加了高精密离心机的研制工作，陀螺加速度表二次项系数在离心机上的标定工作，带温控装置的陀螺加速仪的安装基准装置设计工作。这些也都是我的业务范围。
俄语专业翻译
作为俄语专业翻译，退休后我多次来往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集专业翻译与生活翻译于一身。虽然十分辛苦，但我很乐意、很快乐。这是因为莫斯科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们、自然景观、名胜古迹等等，让我感到十分亲切，真是百看不厌。另外，了解和学习我所涉足的专业技术、当今的世界先进水平也是我的梦想与追求。
1994年，我随十三所高精密离心机团队去俄罗斯考察。这是我阔别莫斯科34年后的重回故里。我十分兴奋，去拜访了我阔别已久的母校。校长是我们后几届毕业的学生，接待了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校长介绍了学校的情况，现在学校已由学院发展成为大学，扩展了很多学科领域。我们向学校汇报了我们几十年来的重要经历。这次出国我们还交了一些新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行，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有陀螺专家瓦里立安，他是莫斯科力学研究所陀螺研究室主任，后来曾多次来华讲学，由我为他做翻译。
他们的液浮陀螺和陀螺加速度仪的设计思想及研发水平和我们的差不多，但他们在科学管理和生产上比我们严格而且先进，在新产品的研制中也比我们先进，但仍落后于美国，不过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维克多和安娜是动压马达的专家，多次来京讲学，并合作共同设计生产了一小批马达用于我们的科研项目。
1991年，中俄专家交流于北京十三所合影（右二是赵采凡）
V.F卡那瓦洛夫是莫斯科动力学院加速度计专家教授、教研室主任，多次来京讲学。他系统介绍了加速度计的原理、设计、工艺生产、测试标定等一系列新技术，为我们研制了一台高精度的加速度计的标定设备。我和他合作有5年之久。他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他有两所别墅，其中一所在莫斯科近郊，我们曾经应邀参观，那里有木头的房屋数间，有卫生设备。外面是一片森林和树木，有苹果树、蔬菜等，每周都可去那里过一过田园生活。另一座别墅在黑海沿岸，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可组织小型会议。尽管他的经济生活已很富裕，衣食无忧，但他仍然是那样地忘我工作，上下班坐地铁。他的学术作风严谨，为人正直、直爽，很容易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