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右起：沈芝珍、唐初先生、陈格非、王秀琴、徐秀贞、文政)
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
在苏联5年的学习中，那里的老师、同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后来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至今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对他们的印象却永存在我的心中，我认为他们也是我终身不可缺少的恩师和益友。
在5年的留学生涯中，我不仅学到了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一个工程师所应具有的工作模式。比如面对每项工程任务，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国内外已有水平，既发挥自身潜力，又要较好地继承前辈的经验。其次是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是论证工艺实现的具体措施。在我的工作中一直是遵循这个科学的模式。
苏联的老师不仅重视理论研究与科学论证，而且重视理论与实验结合。在我们的论文中，不仅有理论分析计算，还包含着工艺规程以及厂房设计、工段设计等，实际上是设计、工艺不分家。
郝复俭老师
郝复俭老师是我们0682部队四支队主任，后为十三所所长，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专家，当时五十多岁，曾留学美国。作为技术秘书，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我十分幸运。郝复俭白天忙于所内的日常科研工作，主持各种技术讨论会，晚上还要看国内外文献资料。他会多门外语，在第一时间向大家介绍国内外情况。他的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康孜孜不倦地工作，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吴中英老师
吴中英老师是0682部队四支队副主任，后分到上海机电二局当总工程师。当时四十多岁，是我的导师。他的工程设计的功底很深，经验丰富，在他身旁工作让我学会了面对技术问题如何分析，特别是如何进行定量的分析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1965年不同任务的队伍分家时，我被分到了地地武器方面。在工作上分开了，他去了上海，我留在了北京。这时吴中英老师根据我的特长分配我到陀螺加速度仪研究室，这是一个陀螺仪表研制的新领域，是一个涉及技术面广、技术难度大的领域。在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工作了三十余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喜欢这门技术，真是知我者吴中英也，使我有机会参加到国家的“两弹一星”和“八年四弹”的宏伟计划中并为之奋斗。
我的益友
我从小就喜欢交朋友，不仅能和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友好相处，而且喜欢和同学们交朋友。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几个知己一起生活、学习、工作，使我不知道什么是人间的寂寞。
刘懿珍同学
她是我初中三年的同桌同学。我和她只是上课时坐在一起，有时说悄悄话，有时她递给我一本小说。第一次她递给我了一本《李有才板话》，我很爱看。她很老实，很守规矩，胖胖的，留着齐耳短发。时间长了我知道她思想进步，比我成熟。后来在和她的接触中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在她的帮助下，1949年3月10日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使我的人生有了目标。初中毕业后我们中断了联系。
徐秀贞同学
我们是初、高中同学，在一起学习、生活了6年。她很活跃，学习优秀，我们合得来，一起玩耍和参加团日活动。她性格开朗，正直大方。中学毕业后，我们各自考取了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分配工作后，我们又在同一个技术领域即航空航天部。我在一院工作，她在五院工作。“文革”后，1976年师大女附中的校庆5月9日，我们又重新建立了联系。我们经常聚会或参加一年一次的校庆活动，更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她最让人佩服的是她的善良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她的亲妹妹比她小4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打击，精神上受了损伤，不能工作，也没有成家，一直由她照顾着。她们的父母已离她们而去，只有她们两个相依为命了。虽然也有几位亲兄弟姐妹，也都各自东西，无暇关照，只有她们两个年龄相近的姐妹一起生活。徐秀贞一直没有成家，因为她找对象的条件是必须带着小妹一起生活，从而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幸福。如今两人都已步入老年，过着姐妹深情相伴的安详、快乐的晚年生活。我觉得徐秀贞的一生是可敬可佩的。
曲陆兰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知识分子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头衔，人格被践踏，放在了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即为“臭老九”。别人喊我“臭老九”时，我只能为之一笑。特别是我倔强的性格，思想上哪一派也不能牵就，造成我在“文革”中的长期孤立，没有知己也没有朋友。
曲陆兰是我唯一的好朋友，我们的思想相同、性格相近，我们经常一起参加一些军管领导组织的活动。她196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曾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参加工作后被分到我们二室做政治助理员工作。她政治上成熟，是一个正直诚实而善良的人。“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就有所交往。她在政治思想上对我帮助很大。在生活上、家庭中我们也能相互来往，情同姐妹。
“文化大革命”后，她在政治部工作，后任十三所的工会主席。
2011年4月24日，十三所的女同志们于北京留影
(右起：徐丽华、高维仁、赵采凡、葛俊英、王惠敏、
李杰、李秀茹、王丽娟、李云芳、曲陆兰)
我的年轻朋友们
伴随我度过一生的不仅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的儿女及我那些同龄的朋友们，还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结交了很多，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先生，我向他们学习先进技术，有的已成为我的忘年之交。
任多立同志
1986年任多立同志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分到我们十三所。我曾亲自到干部科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学习优秀、思想进步。后来分配到我们工程组成为陀螺加速度仪这一课题的新生力量、接班人。此时我已进入中老年行列，正日夜盼望有更多年轻人接替我的工作，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们。同时我也发现，年轻人有着自己的优势，他们有着先进的计算、技术分析能力和先进的知识技能，精力充沛，是我们事业的未来。我也向他们学习先进的技术，任多立同志帮助我学习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我们互帮互学建立起了忘年之交。
任多立同志技术进步很快，很快在工作中就能独当一面。他为航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现已成为十三所技保处长。
王巍同志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工程组又来了一位新同志，他高高的个子，眼睛有点近视，这就是王巍同志。他是毕业于北航的硕士。他在工作中给我的印象是性格开朗，工作努力、认真，团结同志。我和他在一起一直觉得他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比较成熟。在工作中我们也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1993年我退休后离开军品工作，十三所组建了民品公司，我被聘为该公司总经理，他为副总经理，这样我们又一起合作了几年。后来他又读了十三所的博士。毕业后他主办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我也被聘为该公司的技术顾问，至今我们已合作多年。我觉得王巍同志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知识青年，是青年中的佼佼者。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刻苦努力，十几年来他的事业发展很快，成绩突出，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当然我也感谢他，在我退休后，为我提供了能继续发挥余热的条件，使我退休后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