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巍主持工作的公司内，我工作了近20年，我又结交了一批更年轻的朋友。如李永兵、王岩、邢朝阳、刘敦伟，邱飞燕等。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似乎是我的天性，他们使我的生活一直充实而且快乐。
2006年，与青年朋友们在北京合影
(左一是朱红生、左二是李永兵、左三是王岩、右一是赵采凡)
结束语
回顾近80年的人生岁月，中国社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然后是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直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的生活才开始稳定。届时我已45岁，参加工作已有18年。
在这18年中，我一直努力工作，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没有放弃过我所热爱的技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成立了我的专案组，立案调查了我的家庭出身。如果是资产阶级出身，将不能在航天部工作。后来又有人要求我和我的丈夫一起下放内地，如果这样，我也就很难坚守岗位了。多亏了当时那些主持正义、坚持原则的领导和同志们保护了我们，使我有条件刻苦努力工作，为航天事业做了一点贡献。
十三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是我们劳动成果丰收的季节。每当我感到有所收获时，我会由衷地想起我的父母和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期望，还有我的导师和支持我的同志们。没有他们在各阶段对我的帮助，我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成绩。这些成绩虽然很渺小，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它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安慰，因为一生中我做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对祖国人民有利的，而且是我热爱的工作。
我的青年时代是幸福美好的，学校的德智体教育使我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参加工作进入社会后，带有一定的茫然，加之我自身的不足，如过于倔强、清高等，不能应付社会中的复杂现象，在工作中伤害了一些同志。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对于家庭，我更感到惭愧。对一双儿女，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有意识地教育培养他们。虽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也和我的思想意识不到位有关。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共同生活了50个春秋，在家庭中能够互敬互让。他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责任与劳动，支持我安心工作，我也在此对他表示衷心的谢意。
我们的一双儿女都很自强，已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女儿大学毕业后又攻读了硕士，学习刻苦努力，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女婿程少明已是正处级干部，外孙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儿子和儿媳已到国外定居。我们老两口生活有女儿、女婿的照料，感到幸福美满。如果还有精力，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翻译、整理自己工作中的一些手稿等。
回顾一生，我的每一步成长、每一点进步都与许多人分不开。在此，我要感谢生育我的父母、教育我的恩师、培育我的领导、指点我的朋友、接纳我的年轻朋友，以及关心我的每一个人，包括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谨以此书献给他们，并送上我对他们最诚挚的祝福。
同时感谢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为我编写传记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资助。
最后我想以一首知名歌词作为结束语：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
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2011年11月22日
附录一我的姐姐赵采凡
姐姐只比我大两岁，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一起读北平最好的小学“师大二附小”（位于西单手帕胡同内）。她从小就比我聪慧，身体又好，长得也漂亮。我从小就多灾多病。
我8岁以前，我们住在南城西椿树胡同33号，是一个大家庭。姐姐和我分别是大小姐和二小姐，平日不许出大门，所以我们俩只有在家里玩，一起吃、一起睡，有时想方设法调皮捣蛋。可我们有一条家规，就是无论做错了什么事，只要大胆承认、不说谎、不推卸责任于他人，父母回来就不会处罚我们，从而养成了好的品格。我们兄弟姐妹都是诚实的人、正直的人。
姐姐10岁以后，我们就搬到太平桥73号一座小四合独院内住，可以与邻居小朋友们玩了。我们一起上下学，一起回家吃中午饭。姐姐比我高三个年级，常常照顾我。我们之间从不发生口角，更不可能动手打架，与街坊四邻小朋友也是友好相处。我姐姐是一个能谦让的人，从来没和哪个邻居、同学发生过矛盾。跳房子、抓子儿、跳橡皮筋是我们玩耍的内容。枣子熟了的时候，我们也上房打枣吃，我们的童年是非常快乐的。
后来家境越来越困难，也有吃不饱饭的时候。姐姐十多岁就担当了不少家务。哥哥得过肺结核，得养着，我又体弱多病。家中担水、砸煤、摇煤球等重活，姐姐都憨厚老实地去干，从来不和我们计较。其实这也是出于她对父母的一片孝心和对家庭的责任感。
解放后她在师大女附中读高中了，我也考上了北京女四中，而且住校，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少了。但有一件事让我铭记了六十多年：当时十几岁的我从女四中到辟才胡同去找姐姐，其实只是想看看她，并无要事。正巧她们学生正在吃饭，我在外边等了几分钟。她把发给她的唯一一根香蕉拿给我吃，又带我出去吃饭，这一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姐姐在苏联留学时，我已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她托人从莫斯科带给我一盒绘图仪器和一副大三角板等物品，支援我的大学学习。从苏联回国后，她常到“北工”来看我，每次还给我几元零用钱。现在想起心头仍是暖暖的。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工作，与姐姐真是天南地北，关山相隔。只能每次出差看望父母亲的同时，也一定去看看姐姐。她的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只能见到一小会儿，这使我感觉到她对航天事业定会有较大贡献。事实也证明她一直为航天事业工作，到77岁以后才真正退下来休息。
姐姐是一个宽容、善良、厚德、正直向上的人，也是一个大孝女，供养父亲十几年，每月差不多拿出她月工资的20%给父亲用。父亲病重时又多次去哈尔滨探望。父亲去世后，又把母亲接到她家住了一年多。母亲牵挂着弱智的小妹，这也是她的牵挂，常常在百忙中去南苑看望小妹，有时给钱，有时给物。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就把她家当成了我的娘家。1997年去北京玩，在她家一住就是半年，而且盼来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的团聚。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人的打扰，她和我姐夫都包容着。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她三番五次地从北京来长途电话，叫我回北京，这一住又是两个多月。我的女儿女婿、孙儿只要去北京，都要去看望姐姐和姐夫。我多次和两个孙儿讲，要向他们二老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严肃对待生活，努力成为国家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