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俄专十班同学合影（二排右三是赵采凡、右四是助教、右五是俄语老师）
1954年，俄专十班女同学合影
（前排左起：武筱玲、殷瑞芬、陈佩蓉、余平、崔德建；
二排左起：安智殊、赵采凡、马元生、冯姚平、颜慰萱）
1954年，俄专十班男同学合影（左起：徐大铨、孙朝宗、李瑞和）
梦想
1954年暑假，大批的同学都如期踏上了旅途，赴苏学习。但我和100多位同学都留下了，原因是苏联有些专业容纳不了那么多名额。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做无线电方面的工程师，在中学时就参加了无线电课外小组，长期订阅《无线电》杂志，学会了组装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初步了解到这一知识领域广阔，还有很多未知领域有待开发。我想像我的大舅那样成为一名科学家。据母亲介绍：我的大舅从小热爱科学，每天观察黄豆在水中的发芽过程，数被浸泡的黄豆产生的气泡个数。长大后对植物生理学越来越有兴趣，遂决定了一生的专业——植物生理学。他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曾赴世界各国讲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起，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员、副所长，1978年任所长；195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无线电是热门专业，我只能留下，等待第二年。
1955年8月，我终于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在火车上通知我专业有变动，改为精密仪器系。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革命的热情支持着我，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我决心学好这门新专业，将来建设祖国。我义无返顾地接受了这个专业——精密仪器。
留学生涯
1955年8月的一天，我们乘坐了一列满载中国留学生的列车飞驰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我们看到了蓝色的贝加尔湖。经过了八天七夜，我们来到了那人人向往的地方——莫斯科。我走进了莫斯科斯大林机床工具学院，这也是一所名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喀秋莎大炮的问世与我们学校是密不可分，因为喀秋莎中的材料是我校研制出来的。
为了尽快熟悉苏联生活，我们和苏联同学住在一起。每个寝室内有两个中国同学、两个苏联同学。这样使我们能更快地提高俄语水平。9月1号开学了，由我校高年级的中国学长们带领我们进了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这个学校只有一座教学大楼，学生上课采用两班制。有时上小课时我们也要上晚班，学校离宿舍较远，每天要乘公交车和地铁。学校有食堂，宿舍有小卖部，生活还算方便。宿舍每层都有读书间，可供上自习用。还有一个叫“红角”的地方，是我们的文艺活动室，每个周六举办舞会，而我们的体育课是要到校外另一个场所去上。我们开始了“三点一线”的学生生活：学校—食堂—宿舍。
1956年，大学同学于莫斯科合影(后排左二是赵采凡)
学习生活
我的学习入门很快，因为理工科第一年主要是数理化方面的课程，这是我的强项。老师在黑板上给出图形或公式后能猜到一半，讲解定理、定义一般老师看到有中国同学会多读一两次，在同学的帮助下，我也都能记下来。马列主义、联共（布）党史听起来犹如“坐飞机”，根本听不懂。因此外语选项我只好选俄语了，经过刻苦学习，大学二年级外语基本过关。
1956年，“五一劳动节”于莫斯科合影（左一是赵采凡）
1957年，“五一劳动节”于莫斯科合影（右三是胡海清、右五是赵采凡）
苏联学校的考试制度与中国不同，每门课程考试都是笔试加口试。考试时通过抽签，每人拿到各不相同的一至两题，先在自己座位上准备，准备好后还要由老师提问面谈。我觉得这种考试制度值得推广，这样的课程成绩是真实的成绩，投机取巧很难获得好成绩。
中国同学在学习中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也是最刻苦努力的。但我自认为我的学习比不上那些最优秀的中国同学，他们的刻苦努力精神比我强。我有些偏科，喜欢的、得心应手的就努力地学。我喜欢数学、物理、理论力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有些课程学起来有点深入不下去，也就谈不上刻苦努力了。
1958年，“五一劳动节”于莫斯科合影 (左起：郑广庆、胡海清、王文兰、赵采凡、夏正昕)
生活上我们享受了很高的留学生待遇，每月50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250元，当时国内一级教授的月工资才250元，而苏联同学的助学金每月只有300卢布，学期考试全五分才能拿到500卢布。我们深知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为了培养我们，拿出这么大量的经费供我们上学实属不易。我们看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商店里有大量中国生产的农产品，鸡蛋、苹果等都是拿来换取外汇的。祖国人民节衣缩食地来供我们读书，我们只有努力学习回报祖国。我们的学习十分紧张，几乎除了吃饭睡觉我们都在学习。
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结业考试，第一门是投影几何。在一个宽大的教室内，有七十多人备考，抽签时每人抽到两道题，各不相同。我的两道题很容易，没几分钟就做完了，我交了头卷，得了五分。我觉得，就思维敏捷和解题能力来说，中国同学多数都是优秀的。第二门考试是马列主义—联共党史。由于俄语水平不行，学起来很吃力。特别是列宁的著作，我们很难看懂，我考得不好，得了四分。大学一年级时，语言沟通很困难，有时急中生智自己造字，有时蒙对了，但有时经常出一些笑话。如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逃跑”的俄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好用“跑”字来形容，“主义”是在词后加词尾，我就造了一个字，马列主义老师也能理解，最后提示给我逃跑主义的正确单词。在沟通中学俄语效率很高。
留学生涯
在苏联的5年学习生活中，最累的是一、二年级，基础课很重。每堂课下来老师都会留下40至50页的参考书阅读任务。我们的俄语不过关，因此学习很吃力。经过时间的磨练，二年级开始好转，三年级就比较自如了。
当然每年寒暑假是我们观光游览的好时机，我和同学们一起跑遍了俄罗斯的大地。我最喜欢的是到首都莫斯科的画廊欣赏俄罗斯的古典油画展。这里有15世纪以来的世界名画，也有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的作品等。那些名画中不仅画出了人物的外部形象，也表现出了内在精神，真是活灵活现，引人入胜。我曾不止一次地光临此画廊，并珍藏了达·芬奇的作品选粹、列宾和苏利可夫的油画集。
1956年，和同窗好友胡海清（右）于莫斯科合影
1956年，和同窗好友王忠圭（左）于莫斯科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