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领导来电话让我作为江苏省特种工艺的代表参加第十一次党代会，而且嘱咐我不能透露参加会议的消息。接到电话的第三天，我从苏州赶到了南京，和其他人汇合后再一起动身去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反复思考：“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应该更好地工作了。周总理已经不在了，毛主席也与世长辞了，朱德委员长也散手人寰了，一个个伟人的离去对我们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所以到北京时，我想到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领导同意我的做法，但是告诉我要先开会，先把党代会开好。
会议召开了12天，传达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我幸运地参加过两次党代会，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十次党代会上，我是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周恩来总理深深地打动了；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我是被大家在粉碎了“四人帮”后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奋力做工作的干劲所打动。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成为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有了好政策，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团结合作，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在为业务上的进步而努力，研究所也成为名副其实自负盈亏的单位，而且在1978年以后，我们几乎年年是盈利单位。
改革开放的到来，又经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大家的干劲被全部激发了出来，纷纷表示要大干一场。原来以为苏州刺绣研究所迟早要被撤掉的，但是现在又恢复生产了，我们都很高兴，将国家给我们发的工资省下来买原料。而且画家拿出最高的水平画画，绣工使出浑身解数刺绣，我们真的迎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我更是从管理着手创新，将研究设计、培训班和小卖部生产销售相结合，做到了自负盈亏，年有盈余，职工人数也一度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值。
在大力鼓励商品经济的时代，我们研究所也顺应潮流办了一个小卖部。小卖部主要卖刺绣研究所的工艺品、刺绣品、艺术品，当然也有日用品，这些东西当时主要是卖给来苏州的外宾的。当时国人生活水平比较低，还买不起这些东西。我们将小卖部赚来的钱再投入到对刺绣新品的研制中去，自己养活自己。
1979年8月，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将任命首批“中国工艺美术家”，即后来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江苏省也得到了相应的当选名额，在大会召开之前，究竟将名额分配给谁，江苏省轻工业厅经过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留一个名额给苏州刺绣研究所，而研究所是准备将候选工艺美术家的机会给我的。
这一切，事先我不知道，等接到相关的通知让我准备两张照片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于是我去问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的相关领导，领导告诉我是评选工艺美术家，而且苏州刺绣研究所只有一个名额。
我和苏州刺绣研究所的领导们商量，名额应该给年龄大些的人，应该给前辈，因为她们的技艺是高超的；我还建议应该有画家的名额，如果没有画家的大力协助，我们也出不来许多大成就，于是我就建议提名徐绍青。我的意思是由原来的一个名额（原计划是给我的）争取到两个名额，而且将增加的名额留给协助刺绣的画家。所里的领导就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让我去向轻工业部的领导反映我们的想法。
于是，我给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为了坚定我的态度，我用针刺破手指，在信上用鲜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写好了“血书”，立即到邮局寄了出去。后来我到北京开会，一个领导还和我开玩笑：“你的手上还有没有血印啊？我收到了你的信，但是你太谦虚了，我觉得你还是接受这个荣誉吧。”我回答：“不要荣誉啦，让其他人参评吧。”
好多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很傻的，说我是个傻瓜。但是我并不这么想，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而且我是从全局的高度来考虑，是为了整体的对称与和谐来考虑问题的。
我的“血书”内容如下：
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领导：
二十多年来，我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由一个普通的绣工成长为一个基层干部，在“四害”横行期间，我不能抓生产，不敢抓业务，虚度了10年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决心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为“四化”服务，但是繁忙的行政事务一下子还摆脱不了。十多年里，我几乎成了脱产干部，最近才稍好些。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老花了，干起活来总得戴上眼镜了，这使我内心非常着急，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和组织几次给了我荣誉称号，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荣誉和贡献的差距越来越大了，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因此，我面对着这样高的与目前贡献不相称的荣誉和职务，除了焕发青春急起直追外，更迫切的心情是希望组织上照顾我，体谅我现在的实际情况，不要再给什么荣誉了。
全力以赴干事业，血书让贤赢赞誉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贵有自知之明”，敬爱的周总理也教育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的一根丝也吐出来贡献给人民。”我一定遵照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身体力行，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紧握绣针，为“四化”作贡献。为此，我提出如下要求，衷心希望组织上理解我的赤诚的心。
（一）、请部、公司领导不要把我放在任命人员之内，而尽可能多照顾一些年老的、贡献大的同志。
（二）、听说要在会上任命一批“家”，那么苏绣的代表李娥英是当之无愧的，她也是党培养起来的艺人，一个行业有一个代表已经足够了，千万不能多，多了也没有意思。另外，如果创作人员能争取的话，徐绍青同志是有代表性的，这是我从党的事业和今后有利于工作角度出发才提出来的。
以上两点，希望部、公司领导理解我的心情，为了表示我真诚的请求和心愿，我用自己的鲜血签一个名，万望领导理解我的决心。
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领导郑重研究，同意了我的请求，而且对我这种谦虚谨慎、见荣誉就让的精神给予了热烈的赞扬。我的行动也感染影响了一大批代表们，许多代表纷纷表示自己也可以把荣誉让出来，大家都特别理解我、佩服我。有的说：“你不早点和我商量这个事，要是我知道了，我愿意和你一起将名额让出去。”有的说：“我不是想争这个荣誉的，是我们领导让我来的，但是现在你转让了，我却得到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被大家的真心话所感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受到影响，大家的心都是这么善良，后来我和很多人都成为了朋友。
到了1988年，国家任命第二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我再也推辞不过才名列榜上，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的一员。
国家领导人频参观，艺人处处受关怀
苏州刺绣研究所逐渐恢复生产后，不少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有不少领导还亲自前来参观、指导刺绣工作。
1978年，华国锋莅临苏州刺绣研究所，是我负责接待的。他仔细观看了我们的苏绣作品。赵紫阳来参观时说：“苏绣能达到这个水平，真不简单，你们要好好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