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37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阕藏珠宫”，这是宋代文豪苏轼，于蓬莱五日之缘后写出的牵挂。一直以来，人们都愿意相信，在蔚蓝的大海上，漂浮着几座迷人的岛屿，那里琼楼玉宇，美乐飘飘。如今，仙山的传说已经被科学证实为海市蜃楼，但人们对于世外仙境的向往却被永远保留了下来，凝结在山东的蓬莱，成为心中的最爱。
我的人生从这里开始，而我的幼年也在这里度过。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在回忆里带着甘甜和清香。
1937年2月2日，丙子年腊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马格庄乡大皂孙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则是1937年1月18日，这是1955年高考时错填的，后沿用至今。当时恰逢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国不安宁。因为叔叔、姑父母、姨父母、舅父母都“闯关东”，所以父亲也想出去闯荡一番，自我出生后他就开始在外面闯荡。
1942年，父亲携家眷来到旅顺，那时日本不仅侵占了东北，而且占领大半个中国，国人沦为亡国奴。亡国奴的生活屈辱又艰难，印象里，日本鬼子配给中国人的粮食不是混合面就是橡子面。橡子面是橡树的籽研磨成的粉末，勉强可以用来充饥，但味道苦涩，而且食用后会导致人便秘。
此次在旅顺落脚不到一年，因为父亲做小买卖赚不到钱，1943年我们又举家搬回青岛。在青岛，父亲与朋友合伙做生意——贩卖南方的竹子。抗战胜利之前，父亲勉力向日本发了一批货，结果运送货物的船只被日本鬼子的军舰击沉，赚钱成了泡影，投进去的本钱也血本无归，父亲便一无所有了。“屋漏偏逢连夜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在一个朋友开的大烟馆里看门，国民党因此将他关在监狱里拘留了一段时间。后经调查，大烟馆并非父亲所有，看门不算罪过，于是他才被放了出来。那时腐败的国民政府官员以各种理由敲诈百姓。
父亲在外期间，叔叔也在外闯生活，两个姑姑嫁人，家中劳动力不足，只有祖父一人维持生计，生活窘困。据祖辈回忆，当时国家战乱四起，再加上天灾，由于土地很贫瘠，农民依靠家里的田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灾荒年头百姓只能吃榆树皮、槐树叶充饥，甚至后来还吃观音土[①]。
不管如何艰难，祖父和父亲，中国最普通农民，用他们的隐忍，他们的勤劳，带着家人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
农民的儿子
我祖上世代都是农民，祖父曾闯过关东，后来又返乡务农，外祖父亦是如此。祖父育有四个子女，父亲排行老大，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亲有三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一个。上有长兄孙金麟，二哥孙金霞。
为了养育孩子，父亲每天在外奔波，十分辛苦。他希望把儿子都培养成人，靠摆小摊卖咸鱼维持生计，但无法保证三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尽管力不从心，但父亲觉得无论如何，三个儿子必须有一个要出人头地。大哥、二哥都只读到了小学毕业。大哥后来在国货公司做店员，二哥跟着父亲在鱼摊卖鱼。父亲与哥哥们一同辛劳供我上学，所以我从小立志刻苦学习，不愿辜负父兄的心愿。
因为父亲是小商人，所以在两方面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一是写毛笔字，还有一个是打算盘算账。当时学校教学不重视这些，有时我做得不好，父亲便不留情面地打手板。父亲有时说：“你的算盘还没有我打得快呢！”他不仅算盘打得好，而且字也写得相当好，过年的时候周围的邻居、叔叔、婶婶经常让他帮着写对联。这一点使我很佩服也很惭愧。父亲其实仅念过三年私塾，他的字直到现在也是我不能比的。
母亲刘淑兰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她每天在家操持家务，伺候公婆，抚养孩子。母亲非常贤惠，福给家人享，有罪自己受。她一辈子在为别人考虑，很少顾及自己。父亲在外面干活很累，回家要吃得稍微好一些。她把家里仅有的细粮留给父亲，给外出的孩子带贴饼子，自己在家吃地瓜干、咸菜。上中学的时候，母亲给我带的饭与父亲的一样，可见在父母心中我这个儿子的重要性。冬天在庭院的大池子里腌咸菜，切青萝卜，一干就是半天，手冻得青紫也不停歇。平时忙完家务，她还编织渔网、糊洋火盒增加收入。母亲在周围四邻的人缘非常好，新中国成立后她还在街道做过治保主任。
父亲的劳苦，两个哥哥的辍学，母亲为家操劳，家人的无私付出令我感恩至今。父母与兄长的关怀我教育子女、孝敬长辈，树立了好榜样。时至今日，我的孩子也继承了这样的家族传统。
虽然没有教育子女的大道理，但农民家的道理总是最简朴，最本分的。父母对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待人要忠厚，小孩子不能撒谎，要诚实。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与小朋友们在巷子里扔砖头玩，一不小心把作坊的酱油缸打碎了。一看惹了祸，小朋友们吓得立刻跑开了，只有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作坊主人冲过来一把将我抓住。正当我不知所措时，正巧父亲回来了，我赶紧如实地交代了事情的原委。听完后，父亲第一时间赔偿了作坊主人，随后他并没有责罚我，而是语重心长地教育道：“孩子，一定不能撒谎，做任何事要敢于大胆地承认，不撒谎的孩子才能成人”。
初中的我依然很调皮，经常对老师、女同学搞恶作剧。有一次我把扫帚放在门框上，老师进来的时候扫帚掉下来砸到头。老师问：“谁干的？”我站起来大胆承认。虽然受到了批评，但老师也肯定我：“不撒谎，诚实就是好孩子。”留苏期间的一次化学实验课，我不小心把器皿打破，自己主动向老师认错，老师同样很欣赏我诚实的态度。
这样诚实的做事做人态度，影响了我一辈子，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诚实的态度也为我赢得了很多朋友、同事、领导的认可。
两个哥哥
大哥辍学后在资本家经营的国货公司工作，他的字写得很好，算盘也打得很精。生活中，他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上学时需要什么东西，他都会满足我。因为家里生活条件差，他在国货公司做店员后，经常让我放学到他公司吃白面馒头。
他性格耿直，为人忠厚，工作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又因为贫苦家庭出身，新中国成立后被大家推举担任了工会负责人。做销售人员时，被客户请吃请喝，甚至是捞点东西也很容易，但我大哥从来不做这些事。改革开放以后，从香港带过来的录音机是时髦的新鲜物件。客户当礼物送给大哥，但被他一口拒绝了。我记得很清楚，他从青岛来京看我，带来了非常漂亮的双卡录音机，那是他自己花300块钱买的。一直到他去世前，在公司里的口碑都很好。
1970年，大哥一家在青岛中山公园
1982年，我和大哥在上海动物园
二哥辍学后先跟随父亲摆鱼摊，解放后，山东的某个军干校招人，他凭着小学文化程度考进军干校，组织将他分配到临沂当了粮库保管员。二哥为人诚实，待人接物中规中矩。他对父母和我非常好，婚后还一直寄钱供我上学。
善良的二哥很不幸，而立之年即因公殉职。1965年，二哥在粮库不仅当保管员还担任民兵小组长，因为有人在值班时偷懒，他便当面批评了几句，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新中国成立之初，民兵属于半军事组织，随身配枪。对方恼羞成怒，冲动之下拿枪将我二哥打死了。事后，父亲到现场处理后事。他很客观，认为凶手并非有意伤害二哥，我们家也就没有向对方追究赔偿。后来，粮库开除了凶手的公职，并给予关押数月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