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上学，为了能够交上那区区几角钱的学费，我和弟弟根本不在意生活的质量，只求衣能蔽体、食能果腹就行了。
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大饼大概是两分钱一块，别的孩子都有的吃，可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有主动向母亲要求过。母亲眼泪汪汪地说：“我是应该给你们吃大饼的，但是我没有钱。”我和弟弟忙安慰母亲，告诉母亲我们不喜欢吃大饼。母亲于心不忍，咬咬牙还是给我俩买了一块大饼，让我和弟弟分着吃。我舍不得吃，把大饼递给弟弟，弟弟也舍不得吃，又把大饼递给我，我俩推来塞去的，谁也舍不得吃，想让对方多吃点。这亲密无间的姐弟情，在点点滴滴的生活镜头里被永远地定格了。
吃的尚且如此，穿的就更别提了。我们一家人的衣服和鞋子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和鞋子从来都不买，而是自家做的。等到衣服实在没办法穿了，补也补不上的时候，母亲会把这些布料改做抹布，改做拖把。真是物尽其用，一点都不能浪费。
逢年过节，别人家都是大鱼大肉地改善生活，而我家却显得特别痛苦。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去置办年货，最好的就是买两斤小毛鱼。如果再有那么一点点肉，对我们而言，就不啻是人间美味了。除夕的年夜饭，我们一家人都舍不得吃。我和弟弟让母亲先吃，因为她辛苦劳累了一年；母亲却让我们先吃，认为我和弟弟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理应多吃点。就这样互相谦让着，最后，全家人一起吃，一个人少吃一点，但是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弟弟从小就特别懂事，从来不去和别人攀比，还都特别心疼母亲，都乐意多做点事情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困难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还都特别要强。
冬天，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铜盆燃炭来取暖。将一段段的松木条放进铜盆里，然后在松木条上铺上一些干草，引燃干草来燃烧木头块取暖。这些燃料都是自己拣来的，除了自家用以外，也可以卖给别人。卖的价钱很便宜，但也能换回来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可以说是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条件和机会，去度过那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圆满地完成了小学的学业。从1939年开始上学，到1944年小学毕业，我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毕业后，我和弟弟又一起报考木渎中学，幸运的是，我俩都被录取了。
艰难求学，有始无终
木渎中学的老师也知道我家境贫寒，而且我的成绩不错，所以学校免除了我和弟弟的学费，但是要交书本费。
回家之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录取是一件好事，但是家里没有钱，交不起学费。”
我说：“怎么办呢？我可以每天帮你穿针引线，晚上我可以帮你做刺绣，做小花、绿叶，我可以做。”
母亲说：“这样也是好的，但是呢，两个人上学的负担太重了。”
我说：“我尽量帮你多做一点事情，家务事我也做。”
母亲被我说服了，同意我继续读中学。我激动得不得了，决心尽最大努力做家务，多做点刺绣帮助母亲，我对母亲充满了感激之情。
1944年，我上了初中一年级。在中学，不但要学习古文，还要学习英文，课程比小学多出了许多，知识的容量一下子增加了不少。可喜的是，老师们都很敬业，对学生特别负责任。看着我喜欢学习，老师们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来教我，不计较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不计较什么报酬，一心一意很努力地教学生，这点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帮助下，我的学习有很大的进步。在中学的第一次考试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只有第一、第二名有资格享受奖学金的待遇，我顺理成章地赢得了学校的奖学金。等拿到奖学金，我兴高采烈地把学费交上，特别开心。
可惜的是，中学才刚刚上了一年，母亲就对我说：“你别上学了。你还要上的话，我们真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
我知道母亲的不易，郑重地对她说：“妈妈，这样吧，我退学不上了，但是让我弟弟上学去，我和你一起供他读书，这样他起码可以上到初中毕业。”
母亲点点头，同意了我的想法。
后来，教我的中学老师还到我家来动员母亲，想让我继续读书。
老师对我说：“你和你弟弟两个人的成绩都很好。”
“我不上学了，我家没有钱。”
没有办法，尽管舍不得离开心爱的校园和可敬的老师们，尽管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生活所迫，我不得不离开。每当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上学去，我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1945年，14岁的我，辍学了，我的求学之路从此被封住了。在那段动荡的年代里，穷苦人家很多，连饭都吃不上，更别提上学了。虽然没有读完初中，但是在江南的绣娘中，我还算是个有知识的人。
可恶的日本侵略者
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人民遭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日本侵略者肆意地奴役残害中国同胞，所做之事，惨绝人寰，令人发指。即使是偏于江南一隅的木渎，也未能幸免于难。
日本鬼子在木渎设有据点，强横地要求当地老百姓每次经过据点，都要向日本兵毕恭毕敬地鞠三个躬。如果哪个中国人不鞠躬或者是鞠躬的态度不够尊敬，就会招来日本鬼子的一顿毒打。在日本鬼子的据点，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中国人挨打的镜头。尽管这样，哪怕被打得遍体鳞伤，中国人也不肯屈服，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中国人希望尽快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领土。
尽管还小，但是我也不愿意卑贱地向日本鬼子鞠躬，所以我宁愿舍弃经过据点离家近的路，甘愿绕一大圈避开据点回家。
剪不断的缘，绣不完的情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校园，辍学回家的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看着母亲那么劳累却换不回基本的生活费用，想着备受人歧视的刺绣行业，不愿意做一个苦命的穷绣花女的我，决定寻找一条和母亲不一样的路。
我想了很多其他的行业，想去学会计，但是交不起学费；想去学用缝纫机缝衣服，但是也交不起学费。最后，母亲说：“你还是做刺绣好，刺绣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活儿，这也是一种技术。”我思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和门路，只能按照母亲的话做。
苏州市木渎镇是个“家家有绣棚，户户飞针线”的刺绣之乡，苏绣在本地特别流行和繁荣，在这样氛围的熏陶下，我自然觉得刺绣越来越有味道。木渎的刺绣技艺是以母教女、姐教妹的方式传承下来的，不用专门去拜老师，是靠世代相传的方式，是潜移默化家庭熏陶的结果。
14岁，我开始跟着母亲正式学习刺绣，一天到晚不停地绣，起早贪黑地绣。刚开始，我学绣制鞋花、枕套花、被面花，绣的基本上都是花卉，偶尔会绣只蝴蝶或者小鸟。
起初，我只敢绣些植物的叶子和梗，绣的效果都蛮好。母亲就让我绣花，但是我还是没有信心，母亲说：“你自己可以做的。”听到母亲鼓励的话，我顿时来了精神。为了让我更容易入手，母亲和我合作一个绣品。母亲和我对做，她负责做左边的四朵花，我负责做右边的四朵花，我和母亲一人做一边的花。做出来后，还真看不出来两边有多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