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联刺绣小组，我非常享受集体劳动的氛围，大家共同学习、相互沟通、齐心协力，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刺绣技术的学习，每个人都想学到刺绣的专业技能。
从一个旧社会的受剥削者一下子翻身成为了新中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国家怀着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面对工作有喷涌而出的满腔热情，面对生活有沸腾不止的满身热血。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觉得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除了兴奋不已外，还不停地告诉自己要格外珍惜。
在苏绣事业上的第一个阶段毫无疑问是学习。在文联刺绣小组，我们最直接、最常接触的是指导员，而不是讲课的老师。由指导员根据每个绣工的水平相应地给出刺绣的任务，刺绣的难度和要求因人而异，绣品完成后，指导员检查刺绣结果，而且会有针对性地点评，进行专业性的指导。还有专业老师为我们讲课，讲叶子应该怎么做、花瓣应该怎么做、花心应该怎么做。听了老师的课，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刺绣方面有这么多的学问。为我们上课的老师，有的来自美术学院，有的是经验丰富的画家。上课的老师，都是本着为大家服务的心态来的，而不是为了赚钱，都特别令人尊敬。
一样的活计，不一样的身份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刺绣和画画一定要紧密结合，如果不紧密结合，那么自己的刺绣技术就很难提高。画家加入到刺绣行业中来，大概是1956年的事情。老师们教会我许多专业知识，同时又给我许多启发和思考。
老师教授给了我三方面的技能。一个是素描（绘画的基础），一个是刺绣的纹理，还有一个是色彩的运用。我学到了专业的系统知识，从理论的高度开始重新审视苏绣，看苏绣的视角也变得多元化。
通过认真思考，我意识到要先了解苏绣，先认识它，明白了苏绣分三步走：首先是为什么，其次是如何去做，最后要不断实践，只有自己脚踏实地做了，才能发现问题在哪里，才能知道怎样做会更好。
刺绣小组是由最初的8个人发展起来的，后来扩展到四五十个人。两个指导员分别是任慧娴和周巽先（后成为中国美术大师），她们都是杨守玉的弟子。杨守玉是刺绣中“乱针绣”的创始人。指导员是全心全意地教，我们也是脚踏实地地学，学习的方式是相互交流、鼓励式的，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动力。如今两位指导员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仍然很怀念她们。
文联刺绣小组的工作既要靠大家的通力合作，也有着明确的分工，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优点分配具体的工作内容。如果要绣制一棵梅花树，有的人专门绣树干，有的人专门绣梅花。这种齐心协力的工作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保证绣品的质量，还可以加强绣工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我是专门做花鸟刺绣的。先做了梅花，指导员觉得不错，让我改做菊花。菊花做得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指导员又让我改做牡丹花。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指导员分配什么，我就做什么，其他人的工作进程和我大抵相同。指导员认为谁可以上一个台阶，那我们就按照指导员的要求进行下一个环节。
在文联刺绣小组每天开心的日子里，我一直牵挂着在家劳作的母亲。正巧，单位还需要招人做日用绣品，我便鼓励母亲也来试试。
母亲问：“你们单位招收的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像我这样能行吗？”
我回答：“现在已经没有年龄限制了，你愿意来的话是可以做的。”
1955年，母亲在我的再三劝说下，终于鼓足勇气考了进来。那年，51岁的母亲也成为了单位的员工。从此以后，我们娘俩又在一起刺绣了，不仅仅是母女，而且成了并肩工作的同事。
20世纪50年代，陪母亲（右）游南京中山陵
能够考入苏州文联刺绣小组，我荣幸之至。我成为解放后政府组织的首批苏绣专业人员。一门谋生的手艺发展成为自己终身的追求，自此我同苏绣结下了不解之缘。
刻苦钻研，初露头角
1954年，我和任慧娴、周巽先指导员合作完成了绣制花卉挂屏、复制清代单面绣和花鸟蝴蝶等艺术绣品。
1955年10月，我当上了刺绣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的理事。
同年，我编写了《苏绣针法的种类与绣制方法》，详细地介绍了苏绣的针法和绣法，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译成俄文后，作为文化交流材料转给苏联乌克兰集体农庄，这也是我国第一本将苏绣技艺以文字形式传到国外的作品。
出乎意料的是，《苏绣针法的种类与绣制方法》这本书成就了一段异国友谊佳话。当时年近六旬的苏联教授慈安金读到此书，兴趣盎然，向远在苏州的我提出殷切期望：“你能作为我的中国女儿与我通信吗？”我们两人虽然素昧平生，远隔万水千山，却因精美绝伦的苏绣艺术成为至交。彼此语言不通，热情的留苏中国学生无私充当翻译、信使，将汉语译成俄语，俄语译成汉语。在不断的信件往来中，我们畅谈理想、事业、家庭。教授常邮寄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苏联玩具到苏州。我将自己一针一线绣制的活灵活现的小猫寄到苏联，教授喜出望外，珍爱异常。我们之间的通信持续了10年之久，直到“文革”爆发后才不得不中断。
1962年，苏联“爸爸”慈安金教授赠照
我曾经真诚地对别人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刺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如果没有对这门工作很深的热爱，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我恰恰是对苏绣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才会有后来点点滴滴的进步。1956年4月，我担任了刺绣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团支部副书记。
我是1955年入团，1956年入的党。无论是入团还是入党，都是党给我的机会和荣誉，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实际工作和所得到的荣誉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没有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在文联刺绣小组，我已经24岁了，总觉得自己离党团员的要求有差距，是市里的、区里的领导来提醒刺绣员工该入团了，我才递交了申请，等待组织的检验。
紧接着，单位领导又鼓励我申请入党。
“我的条件还不够入党。”
领导鼓励我：“你一个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呀？”于是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作为积极分子开始参加单位的党小组活动，没过多久，有人提醒我该打思想汇报了，报告递上去，很快批准我成为预备党员。于是我又问当预备党员应该做什么，党组织负责人告诉我：“还是按照你现在的样子做。”
我就说：“我会的。”
“那你应该做什么呢？”
我爽快地回答：“照党章上写的那样，为人民服务。”
我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就这样，我成了正式党员。但是，我觉得工作中做的还差得很远，只有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以后的工作中，才能对得起这一切。
喜从天降，我却茫然不知所措
1956年，英国将要在伦敦举办国际手工艺术品和家庭爱好品展览会，我国准备组团参加本次展览会，需要1名既能表演苏绣又能讲解针法的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