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各地干部纷纷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小姑的单位也不例外。那段时间因为我受到周总理的保护将赴阿尔巴尼亚授艺一年，无法照顾公公。无奈之下，公公只得随小姑一家一起到了位于江西分宜的“五七干校”。
那时，尽管丈夫要求调回苏州的申请尚未有回音，但是我丈夫已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这就是在最近的单位工作内部调动中，他已经从三人的卫星总体组调动到桥测室。这是明显的照顾调回苏州的前兆。所以当我完成阿尔巴尼亚授艺在1969年回国的第一时间便和丈夫约好，一同去分宜将公公接回苏州。
我先到达分宜，和前来接站的小姑、妹夫一起去他们住的地方，等看到眼前的景象时，我惊呆了。他们住处的条件特别差，都是烂黄泥堆起来的小平房，黄泥地坑坑洼洼。而且当时吃的只有粗粮，我都没有想到这样艰苦。
后来，丈夫也赶来分宜。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在分宜火车站见到丈夫时，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一个破旧的大包，人瘦得只剩90斤，真是皮包骨头了。过了一夜，我和丈夫、公公赶快动身回苏州。
回来后，我母亲住在下面，我们夫妻俩还有公公住在上层。尽管只能让公公住在直不起腰的阁楼上，毕竟比分宜干校的条件好了很多，而且这样为人子媳的我们也算得到安慰，总算尽了一点媳妇的赡养责任。
后来，丈夫又回了北京，我们依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一波三折加余波，丈夫舍爱好人帮
正当我们期待能受到照顾调回苏州时，事情却出现了接二连三的波折。
首先是上海决定成立一个××卫星研发中心，需要各地研究机构支持技术骨干，并开列了一张名单，据悉我丈夫也在其中。
第二个波折出现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时。当时由“革委会”领导确定人选并带队下放，这里面并没有丈夫的名字，领导的解释是这是工作需要。这次是我丈夫第一次对组织提出了异议。如果这次下放劳动都不能去，那么调动的事就基本无望了。所以他坚决要求去“五七干校”。终于在交代完工作后晚走了近半个月，我丈夫一人赴干校了。
第三个波折是当苏州市同意接收我丈夫的调令已经到北京时，好心人告诉我丈夫压在了科学院院部，因为分管领导在开党委会，为此我丈夫一方面要我向苏州的接收单位说明情况并设法延期，另一方面向院领导反映，终于得以顺利解决调回问题。
这里还要说一件事。我丈夫能成为科学院第一位因照顾分居而调动的人员，也许与他在“五七干校”秋收时，由于劳动量过大导致尿血休克有关。丈夫病发后立即被送进军区医院急救，住院一个月之久，最终以慢性膀胱炎急性发作为诊断结果而出院。这也是我丈夫第一次住院急救。
还有一个余波是指在我丈夫参与研发的××卫星上天后，原院领导吕强来苏州看望的时候，同来的老同事张亚臣同志告诉我丈夫：科学院要筹建我国航天中心，由吕院长负责，批下了一批进京户口指标，和中关村高研楼的房子，这次来苏州的目的就是争取调你的。面对组织和领导的信任，我丈夫不忍家庭继续分隔多地，最终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留在苏州。
1970年的下半年，丈夫终于调回了苏州。在苏州，因为没有对口的单位，所以丈夫只能去机电局做管理工作。等到1978年迎来“科学的春天”，丈夫主动请缨帮苏州建立一个研究所，于是苏州第一个电子技术研究所（后改为“计算机开发应用研究所”）就成立了，我丈夫被委任为第一任所长。
一家有病靠互助，康复团聚享天伦
1970年下半年，丈夫刚刚调回来的时候，全家除了我外，几乎全都有病，我成了家里最健康的人。
首先是我的母亲，自1957年母亲总觉得胃不舒服，经过我再三劝告才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哎呀，你马上住院吧，马上做手术，不做手术，你的胃就没有了。”结果一个手术下来，切掉了母亲3/4的胃。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手术后的母亲很坚强，母亲对我说：“你不要管我，我还可以活下去的。”听她这样的话，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病后在家调养了几年后，母亲还坚强地操持着我们的家务。
公公经历了“文革”政治冲击和丧妻之痛，虽然经过三年的北京、分宜调养，但仍和我们挤住在阁楼上，靠他自己的安排调整度日，并控制高血压的病情。
我丈夫的病则依靠中医专家加上我母亲的土法滋补，经过数年之久才治好了。好不容易，家里人都慢慢地熬过了那段时间，终于恢复了健康，正要开始过好日子了，但我却患上了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并引发了腹膜炎，甚至导致休克，经过了两次大手术才得以保住生命。
1972年，一天，在去上班的途中，我突然感到肚子疼，大家赶紧把我送到了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看到我的情况，斩钉截铁地说：“马上做剖腹探查。”当时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血压很低，情况很危险。
探查之后知道是子宫肌瘤、卵巢囊肿，马上就做了手术，休息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其实手术后，我是需要大量的休养时间的，但是我在家里呆不住，一心想去上班，所以就没有好好调养，当时为工作真是拼了命了。
过了大概一年多，我的病情有了新的变化，囊肿又出现了，江苏省轻工业厅就帮我联系了江苏省工人医院。开始，“造反派”不允许我去看病，但是我的病情严重，已经不允许有任何的耽误。
第二次手术是在江苏省工人医院做的，这还是在省轻工业厅的关怀下才得以顺利进行的。手术很成功，没有留下后遗症，但身体已经元气大伤了。
在这次休养期间，好朋友古平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古平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从南京赶到苏州专访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这次手术后，我就住在她的家里。古平为了给我腾出更多的空间，她自己搬到单位的办公室住了半个多月，还时常回家来照顾我，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两次大手术过后，我没有将身体的状况放在心上，而是一如既往地扑到了工作上。就这样不计后果地拼命干，时刻以事业为重，从来不请假，超负荷运转，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却越来越弱。到建立工作室的时候，又发现我患上了糖尿病。因为除了工作室外，还要参加各种绣品展览会、工艺美术人员职称评定大会、鉴定绣品会等，身体连轴转，有些力不从心了。
后来又参加了两次绣品评比大会，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加班到深夜，突然间我觉得很难受，头疼头晕，眼睛里好像在冒火似的，而且视力模糊，连报纸上的文字都看不见了。赶紧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脑梗塞的症状，没有办法，只好在家休养。大概过了一周的时间，我的眼睛又能看见东西了，我就迫不及待地出去工作了。
后来脑梗塞又发作了一次，这次是我的首徒余福臻最先察觉出来的。一次，余福臻听我的声音异常，舌头好像有点僵硬，她感觉不太对劲，告诉徐业炯我的舌头发硬。丈夫也有同样的感觉，就送我到医院，在医院里做了CT，结果还是脑梗塞，因为从发病到医院没有超过24小时，所以可以把血管脑梗的地方冲掉，这次又休养了好长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