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可以领结婚证了。我们结婚证的领取方式，让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1960年，徐业炯在北京没有回来，所以是他的家人帮他去领证，而我因为忙，走不开，委托一个朋友帮我去领证。
初次相逢定终身，平平淡淡就是真
1960年的除夕，我们举办了婚礼。婚礼当天上午，我还在苏州刺绣研究所上班，下午3点钟回到家里，匆匆忙忙拿起一个小包袱和母亲赶4点半去上海的火车。没有刻意准备什么，也没有太多内心的波动，就这样到了上海。
婚宴在上海的、有24层的国际饭店进行，共定了两桌，男方一桌、女方一桌，这已经算是得到特殊照顾了。那时在国际饭店定婚宴最多就是两桌。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吃了顿饭，我们就算结婚了。没有结婚仪式，没有婚纱礼服，甚至没有穿一件新衣服。徐业炯穿得稍微整齐点，一身呢料中山装。但我从来没想过结婚时给自己买点什么，如何打扮打扮。
我们也没有婚房，所以当时只租住了一个旅馆，住了一个晚上，这种条件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级的了。
第二天，我们一起到他在上海的家，下午，他父母亲陪着我们两个一起回苏州。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就住在那个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他的父母亲则住在了旅馆里。我们为结婚添办了两样家具：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写字台。
我们没有度蜜月，甚至没有太多相守的时间，丈夫只有半个月的假期，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从此，我们过上了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生活，聚少离多。丈夫两年一次探亲假，一次探亲假半个月的时间，既要到上海探望他的双亲，又要来苏州看看我，所以时间特别仓促。
在他回北京的日子里，我是全身心地扑到了工作上，有时候我不回家，有时候早点回去，睡一觉，天刚蒙蒙亮，我就出去买菜给母亲送回来，然后再去上班。七点半上班，我必须在七点一刻之前赶到单位，如果稍微晚一点，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为了赶这个时间点，我六点三刻动身从家里出发，跑两站路的距离到达单位，当时也没有公交车，都是跑着去的。
这样度过了大概4年“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在苏州，丈夫在北京，相隔千里之外，谁也见不着谁，谁也帮不上谁的忙。后来丈夫对我讲述了他在此期间的想法和内心的波动，主要是感觉到他已经是大人了，应该对家庭、父母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是两个家三个地方：一个北京、一个上海、一个苏州，很不好办。
为了改变分居的状况，我们俩开始商量，权衡谁调动比较现实一些。比较的结果是谁调动都有很大的困难。
两个单位都不会轻易放人，但是现实的矛盾又不容忽视。于是我们俩商定，各自都向单位打报告，哪个单位同意调出哪个人就调动工作，我们绝对服从组织的决定。于是我打报告到轻工业部，丈夫打报告到科学院，然后静等结果。
因为两个单位都是部级单位，在我们上交报告大概半个多月后，两个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碰面商量了，结果是我和丈夫都不能调离原单位。丈夫的单位领导找他谈话，明确告诉他：“根据国家的利益，你们不能调，一定要克服困难，我们平时稍微照顾一点是可以的，但是调是不能调的，你到退休的时候再说吧。”
既然组织让我们安心工作，那我们就安心工作，依然继续着天各一方、两地分居的生活。
婆婆离世家已倾，公公孤独揪人心
1966年，也是个让我丈夫感触颇深、悲痛伤心的年代。这一年，上海他父母的家被抄了两次，抄家的原因是他父亲是个笔杆子，爱写文章爱发表文章。抄家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因为父亲的文章全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基调，找不出任何“修”的东西来。虽然没有抄出“造反派”想要的东西，但是被抄丢了很多东西。
最悲痛的是，丈夫的外婆年纪大了，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不久便过世了。外婆过世时，我从苏州赶到上海来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虽然我当时已经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已经往我身上挂牌子了，日子也不好过。但不管结果怎么样，老人离世的最后一面，我是必须要去的。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丈夫，我不想让他分心。
1967年，婆婆第二次脑溢血，家人赶紧将其送到瑞金医院抢救，但是最终也没有抢救过来。
我得知婆婆得病的消息马上赶去上海，当见到婆婆时，她已经不省人事了，是我和公公一直在照顾她，在医院陪着她，丈夫和小姑子都不在上海。后来，婆婆的情况恶化，奄奄一息。
我们悄悄地开始准备婆婆的后事，但是上海的“造反派”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不准给婆婆换。可是婆婆身上的衣服太破旧了，我的母亲也对我说：“你婆婆的裤子太破了。”我无奈地说：“那有什么办法？”母亲说：“你可以取布来，帮你婆婆做一条裤子。”于是，我在家里关上房门干了一整天，总算是做出了一条新裤子。想为婆婆穿上新裤子不容易，还得事先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好在最后终于为她老人家换上了。
我的小姑子后来从北京赶了回来，想带一块手帕进医院去都不行，我对“造反派”们说：“这块手绢没有问题呀，就是有一点点花边，不是‘四旧’啊。”“造反派”不耐烦地说：“拿去拿去，赶快走。”这两样东西是我们小辈为婆婆做的最后努力了。
丈夫终于及时赶到了瑞金医院，见到了婆婆最后一面。婆婆火化时，既没有殡葬仪式，也没有亲戚朋友来悼念，场面很悲惨。
公公平时性格就十分内向，婆婆走后家已冷清，万不能让他独自留在上海。我们这唯一的儿子儿媳理应承担赡养公公的重担，但是我在苏州已被定性为“走资派”，挂了牌子，日子更为难过，丈夫在北京保密单位工作，当时还不知道是搞人造卫星的，连住宿的地点也要保密，也没有条件接公公去住。
当时小姑子刚从苏联留学归国，在单位还是一般的技术干部，住在集体宿舍。
现实情况难倒了我们。
赡养重担小姑挑，愧欠父母求调动
商议再三，我们最终决定由还有余地的小姑带着公公去北京，由她照顾公公。为了帮助公公调节心态，每周日丈夫和小姑都陪他在北京游玩，为此还特意买了一部处理相机。
这样的生活过的了一时，但毕竟不能是常态。我们夫妻也考虑许久，对比两人的工作情况后，决定让丈夫再次提出调动申请。根据家里的实际生活困难，丈夫向单位打了调动报告。“自1960年经组织批准结婚后，长期分居三地，年迈父亲无人照料，家庭困难日益严重。且因我爱人从事苏绣工作，属于地方性工作不能调动，而我是自动控制专业，搞建设安排工作比较方便，请求组织批准，将我调回苏州工作。”因为丈夫工作的特殊性质，调动非常有难度。恰逢“文革”后期国家颁布了照顾两地分居夫妇的政策，我们两人都觉得这次调动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从那以后，丈夫一边继续完成本职工作，一边等待调动的结果。
小姑下放带公公，回国相聚在分宜
小姑在勇挑赡养公公的重任后，求得所在单位领导的照顾，借到了一间办公室，搭了一只小床，让公公住在里面。吃的是皮革所的集体食堂。由于公公不习惯吃北京的粗粮，未来妹夫省下了所有细粮给公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