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外，还有很多在不同阶段给予我无私援助的人，他们在我需要的时候，都善良地伸出手拉了我一把，让我终生难忘。
大书法家赵朴初，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和赵朴初老师是在苏州刺绣研究所认识的，当时赵老师从北京来研究所参观。
赵老师很少说话，但他是个让人感觉亲切的人。赵朴初信仰佛教，所以他不吃荤只吃素食，非常喜欢吃苏州的青菜，但是在北京却买不到。当我们想从苏州给他带点礼物时，他说：“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如果要带就给我带几斤青菜吧。”当时我还很年轻，一下子给他带了20斤苏州青菜，他特别高兴。
他特别理解我们，也特别想和我们一起把苏绣搞好，对我也是有求必应。开始时，我请求他为我们刺绣研究所的绣品题词，他高兴地答应了：“好啊，今天就写吧。”说完，蘸墨挥毫，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长江万里图”跃然纸上；后来我又请赵老师题写《春回大地》的绣稿名，赵老师接到我的电话，就开始研墨等候，一等我到达，就在巨幅画作上挥毫题写，彼时一股股的暖流传入了我的心里。
世界文化遗产“环绣山庄”门口的“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牌子上的题词，也是由赵朴初书写的。从我提出请求到赵朴初完成书写，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
为感谢赵朴初的支持，我于1990年安排了两位绣娘用近一年的时间精心绣了一幅赵朴初肖像。当我带着这幅肖像赶到赵朴初的家里时，看见有很多人正等着他出去锻炼身体，我就劝赵老赶快和大伙儿一起出去活动，赵朴初说：“没关系，这些人都是北京人，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有关系，你是苏州人，不能让你久等。”我将这幅肖像送到赵朴初手里，老人捧着肖像反复端详，高兴得眉开眼笑。在一旁的赵朴初夫人陈邦织看到绣品上的“赵老”时，连声说：“像，真像！”看到他们这么高兴的样子，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1995年，苏州西山镇政府及吴县市佛教界开始对千年古刹包山寺进行修复。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欣闻此事，特意题写了“包山禅寺”匾额。
和赵老相处下来，觉得他对我们很好，对苏绣事业特别支持，对我也特别关照，我们相处得很和谐。这样的感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赵朴初于2000年因病逝世，老先生的灵塔位于杭州北高峰北麓的法华寺，在无锡灵山大佛的景区里有一个赵朴初的四合院，这是从北京赵公故居整体拆迁过来的，我们去灵山大佛景区时还专门到四合院瞻仰过。
初次相逢定终身，平平淡淡就是真
我和丈夫徐业炯的相识是非常简单而传统的，绝对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浪漫而炽热，没有美丽的邂逅，也没有一见钟情，而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出来的相敬如宾的朴实夫妻。
1959年，我从瑞士回来，又立即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会议结束后回到了苏州。在国外的大使馆，就有人问我：“跟你谈谈朋友，行吗？”我回答：“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我是不谈朋友的。”此语一出，大使馆的人都惊讶地说：“哎呀，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年纪也不小了，再不谈就成大龄青年了。”
开始我是不想谈恋爱、结婚的，好不容易得到一份工作，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就把事业放在了第一位。
当我回到苏州时，恰巧远方亲戚在上海的姨妈（我丈夫的母亲）告诉我母亲，她们一家人要来苏州看看我们。徐业炯的母亲和我母亲关系很熟，我母亲爽快地答应：“来吧来吧。”其实，这也是为我和丈夫安排的一次相亲活动。
1956年，徐业炯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人比较老实，也没有谈对象。在中科院的研究所工作时，他每两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而且每次的探亲假不到两周，所以时间是很紧张的。1959年，他回家探亲，我的另一个姨妈也就是他的姑妈替他介绍对象，介绍的就是我（我却并不知情），他母亲和妹妹都同意，所以决定趁着假期来苏州相亲，顺便在苏州好好玩玩，因为他们一家人相聚的机会也很难得。
1959年，食品已经很紧张了，待徐业炯一家人来到苏州后，我母亲提议去松鹤楼吃顿饭。苏州的松鹤楼是很有名的。吃过饭回到我家里，让他们看看我们的住处，然后他们就回去了。那天我也没有说话，更没有谈情说爱，相见的时间很短。
其实，我们心里都有点忐忑。徐业炯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当时能保送上研究生的人很少，而且他家里的条件比我家好，至少吃穿是不用发愁的，我家的生活条件则比较差，我想：“人家是名牌大学研究生，又是在高级研究机关工作的，眼界一定很高吧？”
后来他告诉我，他也在心里担忧，认为我已经是小有名气了，而且还出国表演、考察，暗想：“人家是全国有名的先进人物，看得上我吗？”
其实我们各自的担忧实属多余，对方完全没有介意这方面的事情。
我和徐业炯都认为找对象应该找门当户对的，不是指家庭的财富和权势，而是对人生的想法、思想的理念。我们俩都认为人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报国家之恩、报父母之恩，认真做好工作，先为了国家这个大家才能考虑自己的小家……我们的共同话题很多，但不是卿卿我我、儿女情长。“门当户对”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的能力、职务相当。当时我们俩在各自的单位都已经是技术骨干、中层干部，在业务水平和职务上可谓不相上下。
母亲也对我说：“你可以自己考虑考虑这件事情，再不考虑就要变成老姑娘了。”她还说：“你再不考虑个人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定要有个家才好，你有了家，妈妈才放心。”我还傻傻地说：“没有这个必要吧。”母亲接着劝我：“你现在还体会不到，再过两三年，你就知道家的重要性了。”于是我说：“好吧，我会好好考虑的。”
丈夫后来告诉我，当他们回到上海后，一家人谈及对我们相亲后的感受，他们家是个比较民主的家庭。他妹妹是第一个表态赞成的。我的小姑子是个交际广又很有主见的人，因为她和我在苏联曾见过面，对我的印象很好，所以她首先表态：“我赞成！”丈夫当时也说：“我找也就是找像顾文霞那样的人。”
以后，我和徐业炯开始了书信往来，差不多一个多月一封信，我们不是谈情说爱，不会写甜言蜜语，而是谈些生活琐事，所以尽管通信了，彼此之间还不是太了解。但是每当我去北京开会时，他都要来看我。我们的思想目标很明确，都认为是为了家庭的责任而要走到一起的。大概书信来往了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关系基本确定了下来。
我们准备结婚了，结婚之前要经过政治审查。我的单位很快同意了，但是因为徐业炯承担着航天方面的机密工作，所以他单位组织的政审很严格，比我当时出国的政审还要严格。单位领导事后对他说：“你找的这个对象很好，条件比你还好，政审通过了，你放心吧。如果别人都像你找的对象似的，我们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