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青岛举办了首届海军文艺汇演，汇演结束之后，国家又办了青少年舢板训练班、航海训练班。因为有之前游泳比赛的优秀成绩，所以这两个训练班我都有幸参加了。舢板班的人比较多，升级到航海训练班的时候，全市大概也就20个人左右能参加，这部分人还能上军舰、驾驶轮船。如今我们聚会时还谈起那个时期，大家在一起训练很刻苦，但也十分惬意！
先是海军到各个学校选拔一些身体条件好的学生。选拔上了之后才能在暑假参加训练。我参加的第一批训练是划舢板，第二批是到小的轮船上学掌舵、打旗语。记得那个夏天，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在中山公园训练，那里环境很好，离大海也很近，每天有海军的教官给我们上课，随后还有实习。
训练活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我分入了全国首届青少年航海训练的舢板班。进入舢板班是有条件的，不仅需要身体条件过硬，还必须是学校推荐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不然体力消耗过大，影响了学习，就得不偿失了。
划舢板主要是在课余时间，一个礼拜一、两次。下午4点钟下课之后到训练班去，几个人一组在舢板上训练。训练划舢板很辛苦，一般每次在舢板上训练一个半小时，前面有一个人指挥，就像现在划船一样，手臂必须很用力气，还要有技巧。划桨的距离要长，出水的时候弹上的力量要很猛，还要整齐，这样的话舢板才能划动得快。有时在海里遇到风浪，划得手都起泡。我们也进行过比赛，虽然不正规，但感觉很好玩。训练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远，我一般都是到家吃完饭马上就做作业，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睡觉，以备白天的课程正常进行。
暑假时，我进入了航海训练班，学航海知识，看罗盘，辨别方向，还学会了掌舵和打旗语。学掌舵时旁边有海军军官指导，左转舵或是右转舵，掌舵方向对了即为合格。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大家在各自的船上互相打旗语、发信号，按照部队的通信要求办。我记得那时是住在中山公园的海军基地，为了方便早晚集训，男女同学平时都不回家。
青葱少年情
张宝文是我初中时的好朋友，我们后来也是高中同学。张宝文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学历，曾在四川大学任教，晚年回到青岛大学。他是一位很有建树的哲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回顾初中生活，我们同住小港，同为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家也是农村的，哥哥是皮鞋匠，生活很清苦。在青葱的少年时代，我们结下了纯真友谊，现在依然手足情深。
我的高中生活朴实无华，自己努力学习知识，努力成长，同时也收获了最纯真的友谊。我有幸结识了几位好友，他们都很仗义，同学有困难，都不遗余力地帮忙。
我的大哥58岁时突发脑溢血去世，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嫂带着孩子生活很艰难。我想帮助大嫂减轻生活的压力，但自己又无计可施，当时高中好友王肇基刚刚担任青岛市委秘书长，我开口跟他讲了此事。大哥大嫂的三个孩子中，老大已经工作，但老二初中还没毕业，我希望老二可以接替他父亲的工作。在王肇基的帮忙下，百货公司很快将问题解决了。
当时国家抚恤金很低，如果没有老同学出面帮忙，不知道大嫂家的日子如何维持下去。我们一家人，尤其是大嫂都非常感谢他，若不是他出手相助，大嫂和孩子不知如何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
选择决定人生
鉴于高中期间我的优异表现，毕业时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学校保送我进入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走进军队大熔炉；二是推荐我留学苏联，接受高等教育。作为年轻人满腔激情，我想进入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父亲得知我的想法，几乎气晕了，他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哥哥们也极力反对，最终我没有进部队，而是选择了留学，也造就了现在的人生。
1955年，被选派的留苏同学与班主任高友方（前排右）老师合影 （后排右边的是我）
留学前需要参加统一高考。二中一共推荐了10个人，而我们三班就占了4个名额，可见我们班之优秀。我一个人拿着准考证去赴试，轻松地答完题就出来了。考试结束后，回老家看了看祖父、祖母、外祖父，刚回去不到一个礼拜，家里就写信告诉我已经被录取了。我们二中被选上的10个人都通过了高考，有6个人被派出去留学。因为我们1956年赴苏联时，中苏之间已经有一些分歧，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后面的学生没能留学。其中同班同学姜钟尘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青岛港务局，后任高级工程师，朱利相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济南人民医院工作，后任耳鼻喉科主任医生。
成绩合格后，还需要体检。体检时我有点紧张，担心自己身体不好过不了关。检查时我的血压有些高，但医生很好，告诉我别紧张，让我下去喝点儿醋。医生知道年轻人的身体都没有问题，血压可能是受情绪影响，后来再一检查果真没有问题，这样我也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接下来就是准备奔赴苏联了。
高三临近毕业时同学和高老师（后排左一）在崂山春游合影 （第一排右三是我）
1986年，在北京的高中同班同学到家中做客留影
（左起：祝寿煦、我、黄纯颖、刘蕴忠）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
进京学俄语
为了四个现代化，为了祖国的建设，我们踏上前往苏联的列车。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只要学成回国，相信在我们手中定会将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面对肩上的重任，面对培养我们的人民，放下儿女情长，放弃娱乐游玩，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学习再学习。
选派留苏的高中同学1955年在北海公园合影 （前排中间的是我）
因为要留学苏联，置身列宁、斯大林的故乡，我看了许多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当时觉得苏联是一个幸福的国家，是我们的“老大哥”。还记得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我写的作文《我悼念斯大林》，一方面抒发了对伟人的崇敬向往，另一方面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美好明天，还被当作范文在班里展示。
1955年8月，国家要求留苏学生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俄语。赴京临行前，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到青岛火车站送我们。在栈桥附近小小的青岛火车站，充斥着离别的氛围。班主任高老师携其爱人芦老师到火车站，不住地嘱咐我们：“出去好好学习，到国外来信。”时至今日，师生们恋恋不舍、温馨感人的送别场面，我仍记忆犹新。除了同学与老师，大哥也到车站为我送行。他说：“你考上了，出去要好好学习，要求进步。”我外出求学，父母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牵挂，对我甚是放心。
我们10名留苏学生的行装都很轻便，只带了随身的衣服。青岛至北京，火车行驶了十七八个小时，我们在火车上度过近一整天。
抵达北京后，北京俄语学院派来的老大爷赶着一辆马车到前门火车站接留苏学生。坐在马车上打量着北京城，我感觉十分新鲜，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北京话难懂，赶马车的大爷甩着鞭子喊：“劳驾！劳驾！”，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北京人说话拉长音儿，一开始也听不懂。从前门到魏公村逛荡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