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二哥寄给父母的照片
事情过后听二嫂说，凶手及其家人都很感激，正因为我们家理性的处理，让凶手得以继续生活。他的家长也说:“孙家没有要求我们家如何，我儿子真是不争气，我应该好好教育他。”令人慰藉的是组织随后追认我二哥为“因公牺牲”，这对我父母，对二嫂和孩子，都是极大的心理安慰，同时也为日后的生活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958年，我的二哥
1966年，二嫂和她的母亲及四个孩子
天主教会小学
“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是周总理少年立志的写照。我不敢将改变家庭、改变人生的小小愿望与之相提并论，可其中蕴含的指向，以及为之付出的执着却不少一分。父亲最朴实的心愿，兄长最真诚的付出，母亲最无私的照顾，这个最普通的农民家庭，给予我人生之初最明确的目标。
1943年回到青岛时，我大概6岁，开始在明德小学读书了。学校对入学的学生要求很严格，学习成绩必须优秀，经济上也要承受得起。选择明德小学，正是因为它比较正规，但读书的费用给家里带来巨大负担。幸运的是，爱我的家人集中全家力量供我上学。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和金圆券贬值，家长们要用粮食当学费。记得家里准备了一袋面粉为我交学费。幼小的我没有金钱的概念，高高兴兴毫无顾虑地去明德小学上学。
只记得入学时，父亲带我跟班级老师见了面，作了沟通。明德小学是天主教会学校，坐落在青岛德县路的一个高坡上，坡下有南海，有繁华的中山路，校舍为二层楼建筑。这所小学与普通学校有许多不同之处，校园环境非常好，天主教堂旁还有漂亮的小花园，学校的校舍和教学设施比较完善，而青岛其他学校的设施一般很简陋，与教会学校无法相比。
教会学校的教学水平以及对学生的要求也比一般的学校高，神父们讲课十分正规，我的一些小学同学步入社会后，都感念幼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素质教育。
明德小学开设的课程有语文、算术、体育、劳作以及外语等，但主课还是语文和算术。日本侵略中国时，鬼子强迫学生学日语，我也学了三年日语。取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山东，三年级以后，我们开始学英语。除此之外，还开设了音乐课，老师、神父都会弹风琴。
在教会学校读书，信天主教的老师教导我们不能做恶事，要经常忏悔，天主教教义的确也给人一些良好的启示。老师绝不与我们说富家子弟如何，评判谁的家庭有权有势，不会宣扬这些外在的东西。老师总是提倡：人和人之间要“仁爱”，对人要善良，不能以强欺弱。还常说：“你们都是孩子，都是上帝的子民，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如果有同学犯错误，老师会根据事情的对错公正地解决问题，而不会夹杂家庭势力的因素。
回想那时，教会学校对学生的品行要求严格，对学习的要求更严格。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严格，我才获得了良好的素质教育，才使得我在小学期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因为由教会创办，学校自然希望学生们能信教、接受洗礼，成为“上帝的子民”。但父亲在入学时就已给我立下规矩——不要入天主教。他认为天主教教人为善不假，却难免有奴化教育的倾向。父亲很保守，觉得只要好好学习即可。我大哥也曾在明德小学学习，而且成绩非常优秀。当时校长想送他到美国留学，但前提就是必须加入天主教，如此大的吸引力都没有改变父亲的观念，他说：“辍学就辍学吧，工作去，反正不能信教。”我想这也是父亲作为华夏子孙的坚持。
抵触学日语
1938年，日本占领了青岛，满大街都是扛着“膏药旗”的日本兵，民国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消失了，鬼子在我们国土上横行霸道。直到三年级时，因为心理上有抵触，不认真学，所以我的日语学得不好，这算反抗日本的一种表现吧。那时老人不敢告诉我们是因为被日本侵略、被奴役才要学日语的真相，父亲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是“亡国奴”，但总叫我们小心谨慎，不要招惹街上遇见的日本兵。
日本学生不与中国孩子同校读书，他们有自己的学校。日本小孩经常扛着小木棍走在大街上，中国孩子也要给他们鞠躬。有时看中国小孩不顺眼，他们抬手就打。看到他们非常猖狂的行为举止，我们心里都很不服气。即使中国的小孩欺负人，我也看不惯，更何况他们还是拿着小木头枪的敌对民族。
出于孩子的逆反心理与反抗情绪，我们一帮小朋友有时悄悄地躲在巷口，看见他们趾高气扬地走过来，就纷纷用弹弓打“小日本”，小石头从各个角落一齐发出，打得他们抱头乱窜。我们看打中了就赶紧一哄而散，如果打得不准回去还要刻苦练习。毕竟年纪小，小孩子没有当了亡国奴就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意识。家里知道后严厉阻止我们的行为，因为打日本小孩的事情危险性很大，很可能引起没人性的日本人的凶残报复。
庆幸的是，这样的时间不太长。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明德小学由国民政府接管，每天上早课前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背诵完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我们才走进课堂。
当家做主人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
日本投降后，日本宪兵都垂头弓背，像丧家之犬，灰溜溜急匆匆地逃回驻地。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小日本”终于被中国军队打败，中国人有一种沸腾的感觉，老百姓把一肚子的愤怒都发泄出来，吐口水、泼脏水甚至有人扔砖头、瓦块。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很兴奋，终于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们胜利了，每每回想起来总是禁不住眼眶泛红。
好不容易打跑了日本鬼子，以为天下太平了，一心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带领老百姓重整旗鼓，迎来稳定和平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人们很快认识到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致使经济陷入混乱，法币、金圆券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父亲和哥哥要扛一面袋的金圆券，才能买一袋面粉，货币贬值到如此程度。人民原本希望国民党能改变国家面貌，但没想到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我记得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即1948年蒋经国整顿上海金融秩序的行动），工作开展一半便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涉及到“四大家族”的权益。
国民政府统治中国时期，蒋介石曾号召全国实行“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现在看来其字义以及倡导方向并没有错，只是蒋介石和他身后腐败的政府官员没有身体力行。
国民党伤兵在大街上拄着拐，见人就打就要钱，到了商店见什么拿什么。另外美国大兵在中国土地的作为也让老百姓难以接受。他们喝着啤酒，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还有更甚者坐人力车不给钱，稍有不顺眼抬手便打车夫。在放学回家的路途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当时人们有觉悟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美国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刚刚认为可以不受欺辱的中国人，实在难以容忍如此作为的美国兵、如此作为的国民党政府。
滚滚历史大潮很快翻开了新的一页。那时我年纪小，对于国共两个政党的了解并不多，直到解放军进攻青岛。解放青岛时解放军并没有与国民党军队发生真正对抗性的战争，百姓只听到城外的一些枪炮声。但国民党军队溃逃的场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钱的人、国民党的官员都搭乘军舰逃跑了。在今青岛即墨县以外，国民党的陆军完全丧失抵抗力，海军更不可能跟解放军在陆上对抗，只能从海路溃逃。